蒋达勇：在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下完善大学治理

【核心提示】大学的改革发展绝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现代大学的治理已经深深地嵌入现代国家的治理框架之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中国大学治理、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独特实践领地。特别是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在加强内涵建设、提高质量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战略主题的背景下，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日益成为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单从教育学出发无法透视宏观问题

总体来看，现阶段关于大学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学领域，大致包括三种进路：一是从大学治理的基本理论出发，借助法人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教育消费理论等理论框架对中国大学的治理走向进行设计、建构和规划；二是从国外大学治理的经验模式出发，致力于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欧美现代大学治理的价值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机制进行引介、比较和移植；三是从中国大学治理的历史演进出发，集中于对清末一百余年来特别是民国时期大学治理的变革演绎、环境生态、群体行动、精神价值进行钩沉、整理和再现。

必须承认，这有力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扩展与深化，也较好地牵动了实践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但是，遗憾的是，单一教育学科的进路往往无法透析大学治理背后宏大的政党、国家、社会背景；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相关理论的套用往往无法深入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独特属性、组织结构与运行机理；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学治理模式的模仿和复制往往无法充分观照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历史传统与文化基因，面临用西方框架剪裁中国实际这类“削足适履”的尴尬境地；对历史特别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大学治理经验的总结、提炼始终面临如何与现时代体制环境、理念趋势、目标任务的对接难题。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局限，迫切需要我们从新的视角和新的进路对中国现代大学治理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

有机衔接国家建构研究与大学治理探索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趋势就是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及其在相关领域的迁移和扩展。比如，徐勇等学者将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延伸至乡村治理领域，实现从“深入乡村”到“回归国家”的研究转向；郭圣莉、史云贵、任剑涛等学者将这一理论扩展至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和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等领域，提出国家与社会有机合作、良性互动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陈琼则从组织变迁的视角考察现代国家建构与妇女公共参与的演变等。

这样一种新兴的学术动向启发我们思考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研究与现代大学治理探索有机衔接起来。所谓“现代国家”一般包含四个维度：一是权力集中的维度；二是组织构造的维度；三是职能行使的维度；四是宪政发展的维度。“现代国家”的内涵指向及其建构历程，本身就与现代大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紧密关联，也决定了其自建构伊始就必然对大学治理进行渗透和干预。事实上，中西方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大学的改革发展绝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现代大学的治理已经深深地嵌入现代国家的治理框架之中。伴随着现代大学职能的扩展、逐渐由社会的边缘步入社会的中心，大学也越来越成为国家政治权力进行干预和规制的重要领域。

对于中国来说，两千多年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加上百余年后发赶超与政治整合的双重使命，无疑都为国家权力嵌入大学治理提供了更为充足的理由和动力。这种国家权力与大学治理之间的深度关联提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大学治理问题，一个新颖而重要的思路，就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切入，综合运用教育学和历史学的分析方法，紧紧围绕国家与大学这一核心问题，在深入分析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和目标指向的基础上，借助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分析，提炼和概括出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与现代大学治理之间的理论关联、历史脉络、互动机制。

现代大学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基于这一新的视角开展研究，前提和基础就是要建立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的理论关联，更深层次的要求就是在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的理论纽带。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基础性理论命题就是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动中各自职能范围、权力边界的厘定与塑造。如果以“强”、“弱”来表征国家与社会在制度建构、资源汲取和秩序塑造等方面的基本类型，现代国家的构建总体可以归纳为四种组合模式：强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和不同模式选择成为我们分析现代国家与现代大学治理合适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研究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其本质并非要大学完全摆脱国家、实行单纯的自治，而是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现代大学同现代国家的适度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国家权力进入大学这一领地的合法性和动力源是什么；当国家与社会不可避免地在大学治理这个节点上交汇之时，它们是冲突还是合作，各自的优势与边界在哪里；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之间是否具有普遍的模式与路径。研究现代国家建构与现代大学治理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就是在现代大学治理这个理论平台上讨论国家与大学之间的互动演绎。

在此基础上，还要充分观照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之间的特殊关联。这是因为，在现代国家建构这种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各个国家因历史传统、文化基因、现实际遇的不同，不仅将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形成独特的实践逻辑和发展进路，而且势必在现代大学治理探索中孕育出自身的理论成果和实践路径。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来看，一方面，现代大学的功能扩展与价值突显，特别是中国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的现实需求和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历史和文化传统，共同决定了政党—国家对中国大学治理的积极干预和深度介入；另一方面，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性，以及庞大的大学体系和急切的发展需求赋予社会对于大学改革和发展的参与。百余年的“同生互构”，使中国现代国家与现代大学呈现出一幅包含国家建构与社会成长、国家强势与社会弱化、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历史画卷。特别是对于现时代的中国来说，在国家和教育共同面临转型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下，探索现代大学治理无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无疑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件。（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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