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于一个仲春的下午，在广州市越秀区星罗棋布巷弄的某个角落里。于大学毕业后在本地一间博物馆参加工作。

不知为何，展柜里那些距今两千余年的文物对我有股莫名其妙的吸引力。文物都是在本地出土的，据考那时这里还不叫广州，是以番禺城为世人所知。

常言“艺术”一物，是把人从不确定性中拯救出来的东西，于我来说，拯救我的便是这些文物。靠近它们，便有种不可言明的归属感……

我最近时常梦，梦见十分稀奇诡谲之事，睁眼闭眼都是那一幕幕。我工作之余便捧起一杯热茶冥想。在逐渐厘清了梦境的前因后果，我猛地醒悟，才察觉这些大抵皆是前世所经历的。我便有了隐秘的冲动——把这些梦境记录下来。

     {二}

我乃大秦帝国的子民，亦为百越族人。我十五岁时，这里的中原人和百越人便一齐大兴土木、筑起城墙、修建官府、开辟驰道，热火朝天之景随处可见，不久我也加入了劳动的行列中。听中原人称它作“番禺城”，而我们也陆续学习了中原人的语言。但对于他们的许多习俗我们始终保持着排斥态度，最终是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服饰和生活习惯。我二十三岁这年，天下大乱，我们的郡尉病死，葬于城中。是年大秦灭亡，我们的新首领赵佗起义称王，番禺也从秦国属地变作南越国属地。首领一声令下，我们越人又开始了繁重的土木建设，番禺的城墙扩至十里之长。五十八岁这年，我在一次耕作中腿肚子被毒蛇咬中，即日离世。

我是南越国的子民，生于番禺西郊边上一户农家，打小听从爹娘训诫，在家帮忙务农劳作。我十三岁这年，听闻中原天子驾崩，十六岁的太子刘彻登基。我当了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农民，眼看这一生并无波澜，而我五十六岁这年，南越国的王赵婴奇病逝，举国行丧，大丞相吕嘉联结东边的闽越对中原的汉国宣叛，且立赵建德为新王，引来刘彻的十万大军。

战争持续了一年多，国难之际连年迈的我也被征召入伍。最终汉军抢先攻下寻峡，冲破番禺城北的石门，缴获我们的战船和粮食，乘机向南推进，挫败了我们的先头部队。王和丞相固守于番禺城内，此时我和弟兄们则作为守军保卫番禺。汉军选择有利地形，将军队驻扎在番禺东南面，天一黑，敌将率兵偷袭，放火烧城，火势强悍，不幸蔓延至我家中。于城西北安营扎寨的敌军，遣使来招降，在汉军的猛攻下，越来越多兄弟放下武器。黎明时分，城中守军大部己降汉军，包括难抵疲惫的我。是日传来消息，王和丞相在逃往城外的路上被汉军擒拿。南越国国祚短促，就此灭亡。

我是大汉帝国的子民，这是我在这片土地上的第八次转世。我出生时，汉帝国已名存实亡，我们这里的领主是位叫孙权的人。
       我是听阿伯讲番禺城曾经的辉煌故事长大的。我行冠礼这年，来了一个叫步骘的刺史，他下令修筑城廓，番禺城的规模扩大了不少。七年后，步骘把交州州治迁回番禺，并再次扩大城池规模，这片土地终于再度热闹起来。待我三十六岁时，领主吴王下令将交州一分为二，是为广州和交州，此后我们便属广州所辖。

{三}

我是大宋帝国的子民，作为船夫的女儿，我与家人每日出海捕捞，日落时分市舶司旁的兰湖里码头无数帆布影子倒映在水面，我们的小渔船在这些庞然大物的影子下穿游。进入江河时，大船与小船的拍拖互助，像一对对的情人在牵手嬉水。后来，官府召集一众工匠，在广州码头的周围扩建了四座卫城，这里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意更加光火起来。

后来我许给了一名老秀才。相公年岁比我大上不少，却待我不薄，我出嫁后也终日待在闺中做家务活。相公不时会教我念书，对于相公讲的“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是难能理会，因此常被相公训斥愚钝。但和相公在一起时还是我最安心的日子，可惜相公年事已高，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后我又守节二十余岁。所幸两个儿子孝顺，日子算过得去，在抱到孙儿后我在相公的灵位前哭诉几句，便溘然长逝了。

我是大明帝国的子民，住在港口边上，每日望见珠江边上天字码头里来来往往的东瀛人和苏禄苏丹人，十分好奇。后来我加入了广州本地的商行，担任通译，努力学习了异邦人的语言，并惊叹于他们稀奇的观星学和航海学。提到商贸，香、藤、蜡、番、椒、苏木、蒲葵、果箱、铁器这些是最为常见的货物，我们购入后再转卖给北方的商户人家。当然！还有最让人眼红的银子，每月都有成船的银料输进天字码头。闲暇时，我最爱去剧棚听戏，《紫钗记》最是百看不倦。而在广州城的濠畔街、高第街一带可谓“香珠犀角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辏辐,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声,过于秦淮数倍”。以致东边迁来的疍家人和客家人，纷纷学习粤语以便通商，并把我们平日的吃穿礼节带回其故土。这些是广州人平日里的骄傲。

我乃大清帝国的子民，这已是我在广州城的第三十世。乾隆二十二年的某个夏夜，我在一座西关大屋内呱呱坠地，说来也是奇巧，就在这天，朝廷下谕,番商只得在广州口岸通商。广州因此设立十三行，开始一口通商。十三行威声太大，自小我和邻里玩伴便传唱着一阕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南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四面八方来的商贾都称广州城是吾等天朝“开风气之先”的地方。

我八十一岁这年，听说了朝廷遣来的钦差大臣林元抚在虎门海口焚鸦片，此举引起城内异邦商贾大躁。两年后，珠江边头驶来了近五十艘夷邦战舰，封锁了出海口，我们对海外的贸易悉数尽断。隔年，蛮夷士军闯进广州城，在三元里骚扰掠劫，城里民愤激昂，邻里组织了乡民抵抗夷军。据我跑生意的小儿子说，当时三元里的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庙集合，以三星帜为令旗，传号“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同时，还联络了附近的数千农户和匠人，手持大刀、长矛，冒雨迎敌，围困夷军。夷军司令传话给本地长官余保纯，声称如不解义勇之围，将尽屠广州城。余保纯便劝退乡中义勇，城里的百姓因此称他作卖国贼。不久城里的民壮又组织了“社学”去抵抗夷军。可惜再过一年，传来消息，朝廷兵败，南面的香港岛割让给了蛮夷，广州亦被迫开设港口，大量夷商涌入，广州十三行也宣布撤销。

到这时，活出这八十五岁古稀之年的我已是满面纵横，带着一双寻觅鲜绿事物的病眼和一副希求柔软食物的朽牙，终于在儿孙们的面前逝世。

{四}

我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民国五年，我方喑世事，革命先锋孙中山先生发起了护法运动，并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政府，次年成立广州市政治公所，广州成了粤地省会。民国九年，市政厅成立，广州便成了华夏大地上的第一座城市。民国十一年，孙中山先生又在这里设立大元帅府，此时我开始读书识字，闲日里常偷翻大哥桌柜里那几本《语丝》，于仰慕中学习着“易卜生主义”。

民国二十七年，我二十六岁，日寇第二十一军从海上登陆侵略广州，不幸不足一月广州便落入敌手。我只身北上参加新四军，经过七年艰苦的游击抵抗终于赶走日寇。到我三十七岁时，新中国成立，我回到家乡来，广州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已是我在广州的第三十三世。此时，我站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展厅中，在一排排的特制LED灯的照射下，面对这些古迹，我仿佛回到了最初的原点，再次经历广州城两千多年沧海桑田的轮回，见证着广府文化的传播、融合、发展，目睹着人事物的历久弥新。

思绪含混，我抱着脑袋蹲下身，忽联忆起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霎时间，我明白了。我于此时早已跳脱出这片时间的大涡流，和我亲爱的广州融为一体，成了她肌理的一份子，永不抽离——永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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