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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06级校友罗武目前就职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30日:

          关文发教授的学术人生


          2016-05-31 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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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春节(2月23日)刚过,著名明清史专家关文发先生去世,享年86岁。关文发先生是一位专注沉潜的学者,精于明代政治制度研究。1980年,关先生应邀出席了郑天挺先生主持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了名作《试论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学术界的关注;1987年,关先生在“第二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重要论文《试论明代督抚》;1991年,关先生出席了“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了力作《明代翰林制度考述》;1995年,他与同仁合作,最终完成出版了重要学术著作《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关先生明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囿于成见旧说,在史料和史实基础上力推新说。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历来歧见甚多,如明代内阁形成于何时?关于明代内阁制的形成,关先生主张“永乐说”,并从阁员组成、内阁职责及内阁名称三个主要方面辨析了“宣德说”、“正统—正德说”不成立。针对有些论者将明代内阁制看成是丞相制度的复活,关先生从内阁建制、法定地位与权力基础区分了两者,说明内阁制的建立实非丞相制的恢复。有些论者把明代督抚列入中央都察院系统之内,关先生从明代督抚的辖区范围、督抚的职责与权力、督抚的任职时间分析,认为明代督抚具有从中央官向地方大吏过渡的重要特征。关先生的这些新说是在长期的考证和思辨基础上得出的真知灼见,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明代政治制度研究》获得第二届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关先生用力最勤的另一领域是清代中叶的嘉庆帝研究,他最早的名作是1983年在“第二次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评嘉庆帝》。1986年,关先生又应邀出席了白寿彝先生主持的“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重要论文《试论清代嘉庆朝的对外政策》,此后又陆续刊出《关于“和坤跌倒,嘉庆吃饱”问题的质疑》《嘉庆嗣位考述》《嘉庆吏治评议》《试评嘉庆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等一系列论文。1993年,出版学术著作《嘉庆帝传》。

          关先生的嘉庆帝研究也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其原因就是他将一个被史学界忽略的甚至多被贬斥的历史人物和他的时代作出了全新评价。美国著名汉学家罗威廉在《乾嘉变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高度评价关先生的嘉庆帝研究打破了成见旧说、确立了嘉庆朝为重要历史转变期的贡献。

          过去对嘉庆帝的评价多有贬斥,认为清代的中衰就在于嘉庆帝的无能与昏庸,甚至嘉庆帝诛大贪官和珅也被理解为嘉庆帝垂涎和珅家财,“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长期流传,清代及民国的一些学者也多有考证以证其说。而关先生认为旧说只是一种意猜,不足为据,他从政治角度考察嘉庆帝诛和珅的动机,认为和珅贪行乃乾隆后期贪腐成习的集中反映,嘉庆帝诛和珅乃是出于肃纲纪、饬吏治、安民心的政治需要。其论证之严密、证据之充分,其新说令人叹服,成为学界的定论。

          在学术方法方面,关先生的明清史研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辨真伪、明是非、通流变的宗旨。清代的经史之学以及民国学者的实证学风对关先生的史学方法有着重要影响,唐长孺等老一辈学者也是他景仰的风范所在。他的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对历史负责精神,对于各种材料说法的真伪、人物事件的是非、制度的来龙去脉,他都在史料与史实的辩证中得出结论,不傍依他人,不作依违两可之论。

          刊于《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一期的《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是关先生的名作,对于学界关于嘉庆年间蔡牵海上武装集团为“官逼民反”性质的说法,关先生首先对东南海域的海盗活动进行了溯源,其后又联系安南阮氏当国对海盗活动的鼓励,考察了蔡牵集团与安南夷盗及凤尾、水澳诸帮等海盗集团的关系,继而考察了蔡牵海盗集团的海盗活动特点,从而得出结论:“其海盗性质是十分明显的”,推翻了学界的成见旧说,是一篇经典之作,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关先生是将掌握基本文献作为辨真伪、明是非、通流变的基础与方法,关先生在谈到他的读书研究心得时说:“研究明清史,就应该选定像《明史》《清史稿》《明实录》《清实录》之类典籍进行精读,反复钻研,必有所获,其他则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读与泛读。”在关先生的明清史研究经验中,“辨真伪、明是非、通流变”的新见正是在基本文献的“反复钻研”中获得。这一经验也值得今天的史学研究者重视。

          关先生的史学研究不仅继承了辨真伪、明是非、通流变的史学传统,而且其治学强调以思辨的方法把握历史现象的整体性,从而使其明清史研究具有独到的深度以及系统性。他的研究方法突破了一事一物的孤立考证,而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史论结合,从而把握历史现象的整体性。例如他研究明代翰林制度,由翰林职责的逐步扩大,进而讨论翰林制度与庶吉士制度、内阁制度的关系,深入讨论明代国家育才、储才、用才体制,从而把握了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任官体制的整体特点,说明了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

          他的思辨方法的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突破了制度条例的孤立研究,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政治实践与政治制度的互动关系中研究政治制度的变革,从政治生活内在矛盾中探讨政制的创新与发展,他提出在“制衡”与“均衡”的理论框架内讨论明代政制变革的利弊得失,因而能够在更高的理论高度把握明代政治制度特征及其形成发展的客观规律。

          回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的春风吹遍武大校园,关先生学术生命蓬勃之时,他为我们78级学生讲授明清史,于对史料的条分缕析中见微知著,于对不同观点的思辨中立论铿锵,雄姿英发,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学术的魅力与学者人格的魅力,这一切仍记忆犹新。追思先生的德业,我们愈益感觉到继承前辈学术、延绵学脉时不我待。

           

          本文刊于2016年5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原文链接:http://www.cssn.cn/xr/xr_mjzx/201605/t20160530_3028793.shtml

          本文作者:林济  周溯源

           

          作者/通讯员:林济 周溯源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编辑:徐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