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双文：1938，广州是怎样沦陷的

1938：广州是怎样沦陷的(上)

来源：南方都市报        编辑：南都

摘要：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本版特别刊发、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左双文老师的《1938：广州是怎样沦陷的》，全文分三期刊出，敬请关注。  

□左双文

狼子野心，日军周密部署

日军入侵华南的决心由来已久。广州当时人口约120万，它不仅是广东省省政府的所在地，也是华南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州成了国民政府军与海外联络的要地，在输入战略物资、培养抗战力量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特别在日军占据华北、华东许多战略要地和切断海上交通后，华南地区广九、粤汉两铁路的香港-广州-内陆区间这一路线就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对外交通线，有大量的战略物资经由这一路线运抵中国的抗日战场，其补给量约占当时进口军用物资总量的80%。这样，广州和华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就更加突出。

日军于武汉会战尚未结束之时就急于开辟华南战场，其原因主要有四：一、控制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切断香港———广州———内陆区间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外援补给路线，从而削弱中国的抗战意志；二、通过进攻华南来牵制中国军队，阻止华军北援武汉，以利于其武汉方面作战；三、直接占领华南这一富庶地区，掠夺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四、打通粤汉路，使南北日占区连成一片，造成全面西进的姿态，向迁移重庆的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投降。

1938年9月7日，日本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决定进攻广州，并于当日下令组建实施广州作战的第21军司令部。9月16日，日第21军司令部组编完成。此次华南作战，日军参战兵力约7万人，舰船500余艘，飞机200余架。计划以大亚湾为登陆攻击点。

大亚湾位于广州东南面，可泊万吨巨舰，海面宽广，便于舰艇展开；又有公路通淡水、惠州，且地形不复杂，适合大兵团作战，是理想的登陆地段。

日军为确保在大亚湾登陆成功，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当时日方判断，第21军进攻广州时，中国空军将会利用广东和福建的机场，对其舰队和登陆部队进行轰炸，因而在登陆前几天重点对广东和福建地区的机场进行了侦察和攻击轰炸，使中国空军无法在短期内使用这些基地。为了解作战地区的实际情况，敌21军还与海军协同，在大亚湾附近海域进行侦察。

同时，日军利用广州毗邻港澳和沙面系外国租界的条件，抗战前后在广州设立谍报机构，频繁活动。日谍甚至还深入余汉谋部的“心脏”，如余总部的少将工兵指挥郭尔珍、少将高参李某(东北人)均是潜伏的汉奸。这两人系在抗战开始后由余汉谋的前任参谋长徐景棠以日本陆军士官同学关系介绍进来的，当时第4路军全部集训工兵、广州等处的防御工事设计和阵地组织图纸都归他们掌握。余总部本身和蒋介石军统局派来的反谍人员固属不少，但对郭、李活动一直未能发觉，直至广州沦陷前两天，郭潜逃往香港后才被发觉。又如日本派来的女间谍，在“七·七”开战后不久潜来广州作交际花，至1938年夏虽曾被反谍人员捕获，但用尽一切方法都无法破获其间谍组织，相反却被假供妄指，搞得满城风雨，草木皆兵。

情报所误，广东疏于备战

广东在抗战开始后被划为第四战区，以余汉谋的第4路军为主，主要是由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1师的部队发展起来的，官兵大部分都是广东人。十年内战时期，该部队曾在两广、湖南、江西打过不少仗，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在陈济棠时期，曾利用广东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向德国、捷克购买过不少新式武器，它的装备在当时全国军队中是一流的，有些甚至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好。经过两次整编后，实力虽比陈济棠时期有所减弱，仍是一支10万人以上的大军。但由于主力部队不断被调离广东，内部派系分歧，官兵走私贩私，贪享安逸，其战斗力实际上已大打折扣。

而大战前夕，广东的备战情况是很不尽人意的。抗战一年多，广东当局也做了一些准备，如释放政治犯，取消邮电新闻检查，允许民众组织救亡团体，组建地方武装，开办民运、防空、救护训练班等等，曾被称为“统一战线的模范省区”，但表面文章多，落到实处少。关于这一点，当时即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粤省在日军登陆以前，虽然外表轰轰烈烈，口头慷慨激昂，俨然全国抗日最坚强的堡垒，然而知道内容的人，却早就说过，那完全是纸老虎。粤省的政治是一国三公(指第4路军总司令余汉谋、广东省长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这三公在一切抗战国防要务上不但不能合作，反而时常互相掣肘，互相竞争。所竞争者大都是有面子的事情，如大家各开国际宣传机关数个，所掣肘者则是真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如一方面委许多“民军司令”，另一方面则一饷一弹不发，结果是“司令多于兵，兵多于枪，枪多于弹”，讲什么“武装民众，保卫大广东”！(1938年10月25日《导报》社论《血的教训》)

其实早在1938年4月初，余汉谋就接到军事委员会的第一次情报，说日军现在台湾集结陆军4个师团，海军舰艇约90艘，合计兵力约8万余人，即将大举向广东进犯。这对当时的广东当局确实产生了不小的震动，第4路军总部和广东省政府已准备必要时迁往翁源，并在翁源构筑了防空地下室备用。余汉谋也遵照蒋介石的战略，制定了一个第7号防御作战计划，在广州失陷前半年发至各军军部，各部大体上按照该计划执行，分别占领了阵地，构筑工事，准备作战。

第4路军还成立了国防工程委员会，从香港采购了大量钢铁、水泥、分拨各阵地。但事隔不久，军事委员会又发来一次情报，说日军已改变战略，将原准备侵粤的部队调至长江地区作战。这样一来，广东军政当局就开始松懈下来。

1938年10月4日，余汉谋再次接到军委会的情报，说日军已在台湾集结陆军2个师团，海军舰艇约30艘，空军各种飞机约80架，即将进犯广东。广东军政要员对此半信半疑，以为日本不会过分刺激英国，暂时还不会入侵华南，余汉谋等高级将领也不重视这次情报，疏于防范，甚至任由所属各级官佐离开防地前往广州、香港等地游玩。

声东击西，日军登陆大亚湾

 一切准备就绪，日军华南派遣军第21军司令官古庄干郎率领主力船团———满载着三个师团的基干人员、武器、军需品等的106艘大船，在第5舰队的护卫下成两列纵队按其预定航路行进，未受任何妨碍于10月11日黄昏到达大亚湾海面。接着，在驱逐舰施放的烟幕中进入湾内。日军的先头舰艇已于前一天进抵大亚湾附近海面。为确保顺利登陆，日军还在汕头方面实行了佯攻。

蒋介石在此之前对敌情判断错误，以为日军短期内不会大举入侵华南，因而不重视华南防务，一再抽调第4路军部队到外省作战，以致广东兵力空虚。蒋还认为敌人如果进攻华南，其目的只不过意在切断我广九线深圳至石龙一段的陆上交通和宝安至太平这一段的海上交通，敌人主力必然使用在虎门要塞地带，而在大亚湾只是一种佯攻以牵制我军兵力而已。所以蒋的战略是以确保广九线为主旨。根据这样的判断，守军就更加忽略了大亚湾地区的防务。当时戌守惠州、平山、淡水和大亚湾沿海地带的国民党151师下辖两个旅，温淑海旅驻龙岗、深圳和广九线上；何联芳旅守备惠、平、淡、澳。该旅罗懋勋团团部和两个营驻淡水一带；澳头驻1个营，营部驻亚妈庙；土湾驻步兵第8连；黄鱼涌的禾里巴驻一步兵连；禾堂头驻机炮第3连。以这样的兵力与几万日军对抗，实力相差悬殊。中国守军对敌军的登陆计划一无所知，直至10月11日晚上，当守军发现海面出现日本军舰时，才打电话到广州和香港，通知正在那里玩耍的军官赶快回防。当时各电影院的银幕上突然出现“151师官兵迅即归队”的字幕，弄得人们莫名其妙。

敌开始进攻后，蒋介石最高统帅部收到的电报因为翻译错误，竟将大亚湾误为大鹏湾，蒋介石对余汉谋的应战指令因此也是据此做出，而完全是张冠李戴：“敌既在大鹏湾登陆，我军应积极集中兵力对于深圳方面，尤应严密布防，料敌必在深圳与大鹏二湾之间，截断我广九铁路之交通，此为其惟一目的，亦为其目前最高企图，故我军不必到处设防，为其牵制，先求巩固该处既设防线，一面多构预备阵地，以备节节抵抗，一俟兵力集中，再图出击，以敌军全部兵力之统计，决无大举窥粤之可能，知兄必能沉着应战，予寇痛创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427页。多年之后，还有说日军是在“惠阳大鹏湾澳头、平海……各地猛攻”的。见黄仲文《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第38页)在敌已经大举发动进攻后，对敌进攻的方向、兵力、意图等具体敌情判断，仍沿袭此前的看法，而存在严重失误。

12日凌晨，日军开始分三路登陆。右翼由第104师团和第9旅团担任，他们兵分二支，一支在平海的碧甲沿海沙滩登陆，到稔山后沿西北方向继续进攻平山，沿途未遇抵抗；另一支在霞涌圩以东登陆，霞涌驻有国民党海军陆战队1个营，在沙公坳略作抵抗，即向盐灶背方向溃退。这支日军也在天黑前进抵平山。担任中路和左翼的日军第18师团，其左翼支队在澳头圩西南约5公里的倒装湾小桂登陆，然后由汉奸引导，绕过澳淡公路沿线的钢筋混凝土工事，于当日下午占领淡水镇。淡水附近原驻有莫希德师第451旅旅部和罗懋勋团团部及两个营，但在敌人尚未接近时，未放一枪便弃城向惠州溃退。中路是日军的主攻部队，登陆地点在澳头圩以东5公里的官溪(现在的东联管理区)的马涌至霞涌以西的桂米涌，这里是一片长达七八公里的海岸沙滩。登陆后经新桥、芬墩，出大径与左翼配合占领了淡水镇。

与此同时，粉石坳也在激战。一股日军企图经该地奔袭淡水，何联芳旅8连大部分士兵在此阻击。由于罗懋勋指挥无能，汉奸又将通讯线路毁坏，以至形成各连各自为战的局面。守军既无坚固工事，又受到日军的多面夹击和敌机的低空扫射，早晨7时多，粉石坳阵地也告失守，该连仅连长率十余名士兵突出重围。

敌人进攻新桥、粉石坳的时候，原黄鱼涌驻军2个连进入企岭、石岩仔等地的水泥工事内埋伏。12日上午10时，日军向企岭发动进攻，我守军利用防御工事给敌人以猛烈打击，日军又以飞机掩护地面部队进攻，守军却只有跳出碉堡，手托机枪或在树上用步枪对空射击，对敌威胁不大。最后因孤立无援，只好撤出阵地向双罗溪方向退却。在双罗溪再次与敌交锋，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8时左右，守军战死过半。逃难民众待敌军行进后，下山将烈士遗体掩埋。日方死尸则被日军砍伐灌木立即就地火化，为此阵地附近的灌木被全部砍光。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一天之内就占领了从平山至淡水、澳头的大片领土，巩固了阵地，为长驱直入广州打下基础。

1938：广州是怎样沦陷的(中)

日军占领澳头、淡水后，兵分两路合击惠州。一路沿淡水至永湖直扑惠州；一路沿稔山至平山向惠州进攻。准备攻下惠州后即沿广汕公路经博罗、增城直扑广州。

惠州、博罗相继失守

当时国民党军在从澳头、淡水、惠州至博罗这样重要的战线只驻有三个步兵团，而在增城也仅有一个步兵师。在蒋介石和余汉谋的心目中，以为这样有利于节节抵抗，实际上这恰恰给了日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蒋介石得到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消息，立即命令余汉谋从中山、琼崖、花县等地调兵增强广州防务。又于1938年10月13日电 令张治中部预备兵团增援广东。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于同日宣布封锁珠江口。并限令广州市民老、幼、妇、弱及公务员家属于两日内疏散。国民党中央和余汉谋亦分别发表《告全省军民书》和《告广东同胞书》，呼吁全省同胞一致奋起抗日，保卫广东。但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缺乏足够的准备和部署，军队组织松弛，虽调兵遣将，但为时已晚。

日军不顾炎热的天气，于10月14日到达惠州南郊。惠州前临大亚湾，背靠东江，实为广州东南的第一道门户。当日夜间，日军第18师团侦知防守惠州的为第151师一个团及装备较好的独立第20旅之一部。敌第18师团长久纳诚一估计中国方面会再向惠州增调部队，因而决定以先到的第23旅团当夜即向惠州发动进攻，并令第35旅团急速赶至。日军在当晚的大雷雨中开始攻城，守军利用已构筑好的工事进行顽强抵抗，双方激战至第二天上午10时，惠州城被日军完全占领。日军乘胜前进，于16日傍晚攻占了博罗县城。

至此，余汉谋等人才意识到敌人的主攻方向不是虎门，其目的也不仅仅是切断广九线，还要占领广州，遂决定在博罗至增城一带阻击日军，以掩护广州的大撤退。并调原驻宝安的153师钟芳峻旅到福田，原驻东莞的陈勉吾独立第20旅到增城东北的正果圩，还有一些炮兵也被调来以增强火力。但是，这些兵力再加上原驻增城的186师，相对于日军来说仍然是很单薄的。余汉谋不敢亲自去指挥这次作战，其他官佐也相互推诿，所以直到作战前一天才任命第65军军长李振球为前敌总指挥。由于时间紧迫，李匆匆忙忙带领几个参谋副官于19日赶到增城朱村设立指挥所，可是仅半天时间，作战部队就全部崩溃了。

10月17日，敌军先遣队约1000余人在空军的掩护下，沿博罗至增城公路搜索前进。奉命从广九铁路东调的国民党军第153师钟芳峻旅两个团于当日深夜进入福田布防。第二天凌晨，敌到达福田，钟芳峻当即指挥本部及林君勣团，李振第186师叶植楠团(后未及时赶到战场)，协同夹击该敌。日军向守军阵地发起攻击，守军一部隐蔽在小树林里，待敌接近，才出其不意地迎头痛击，打得敌人乱作一团。战约一小时，将敌击退。不久敌后续部队赶到，在坦克、飞机的协同下向守军疯狂进攻，守军利用简陋的工事与敌激战。至12时左右，守军伤亡惨重，钟旅黄志鸿团长受伤不能指挥，撤回后方由团副徐毅民接任继续坚守阵地。战至下午2时，国民党军弹尽援绝，后方混乱不堪，一切给养都无法送上阵地。钟芳峻旅长见部队孤军奋战，已陷于三面包围之境地，为避免全军覆灭的命运，乃下令部队后撤。撤退时没有组织好，士兵各自逃命，秩序混乱，完全暴露了目标，任由敌飞机、大炮扫射、轰炸，又遭到不少损失。

国民党军一部撤往公路以北的罗浮山，一部撤往公路以南的石龙、石滩。当钟芳峻退至新塘附近时，因部队战败，悲愤异常，忿而拔枪自杀，以谢国人。

福田之战虽然国民党军最终战败溃散，但这一次战斗却是日军自大亚湾登陆以来遇到的第一次较有规模的顽强抵抗。

惨烈的正果之战

敌军自与守军钟旅交战后，不敢继续冒进。敌之先头部队一个大队于19日上午到达增江东岸高地，发现增城城内守军不多，当即集中兵力攻占了该城。同时，约300余敌的步炮联合队伍向中方独立第20旅正果圩阵地发起进攻，被守军击退。

独20旅是1938年3月刚成立的部队，辖3个步兵团，1个特务营，最初是想建成机械化部队，装备较好，军官大多是军校出身的年轻军人，但士兵却全是新兵，一般是入伍半年左右，少的3个月，训练不足。第二天，敌主力几千人到达，凭其优势火力，在空军的配合下，向独20旅阵地疯狂进攻。独20旅担负主阵地守卫的是第3团，1、2团分别置于右翼和左翼。旅指挥所也设于3团后面。战斗打响不久，2团失去联络，3团受敌压迫后撤，团长张琛临阵脱逃。形势已相当危急，旅部作战参谋黄韬远临时赶至前沿阵地，组织配属独20旅作战、正往后撤的炮兵第3营第9连(连长吴应朝)向正在山间狭道上朝守军追来的日军纵队轰击。敌猝不及防，来不及展开，又无处躲藏，伤亡较大。守军士气大振，步、炮兵协同作战，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正在后撤的部队也转过身来奋勇向前。守军两侧部队则迂回过来给敌人以很大威胁，敌人逐步后撤，守军勇猛追击，又给敌人以不少杀伤。布防老虎石山顶的3团黄植虞营官兵，英勇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毙伤日军160多名，其中还包括一名联队长。黄营也付出沉重代价，伤亡200余人。至下午3时半，战斗基本结束，独20旅官兵停止追击，撤回正果圩吃晚饭，休整待命。

正果之战是惠广战役中国民党官兵抵抗效果较好的一次战斗，守军独立第20旅部分官兵在上级指挥失当、最初受挫的情况下，发扬积极主动的精神，奋勇杀敌。后来日方广播也说：“皇军此次从澳头、淡水登陆，进攻广州，如入无人之境，只是在增城正果附近被蚊子咬了一口。”

当晚，独立第20旅陈勉吾旅长下令部队向西北沿派潭、从化退往广州方面，但由于侧翼没有布置相应掩护部队，陈旅受已占领北面永汉的日军骑兵向南的冲击，部队大部被冲散，旅指挥所与部队失去联系，重武器、伤员、辎重等多有丢失，仓惶退至从化附近，发现从化已被日军占领，只好又转向良口方向撤退。

几乎与正果之战开始的同时，日军向增江西岸186师阵地发动了进攻。敌人在强大炮火和飞机、坦克的配合下，沿交通线两侧采取快速进攻、猛追猛打、中央突破的战术，直扑守军阵地。战斗异常激烈，下午4时左右，守军阵地被突破。陈绍武旅长率潘标团沿广汕公路向南溃退，其余部队向从化、翁源方向撤退，增城附近主阵地完全失守。

在增城附近配合186师作战的中央重炮兵旅(缺一个团)以及第4路军的炮兵一部，因第一线部队已被摧垮，且受敌机轰炸扫射威胁，炮兵威力不能发挥，以致溃散逃跑。所有炮兵武器全部丢掉，损失惨重。炮兵旅长改着便装，只身逃到154师460旅旅部请求收容，其余溃散官兵经收容后退至翁源。原为总预备队的154师撤往良口，152师邓琦昌旅向源潭撤退，158师向花县撤退，独立第9旅向清远撤退，税警团向三水、四会撤退。

从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到21日广州失陷前这短短的8天时间，日军长驱直入，连破国民党军数道防线，虽然国民党军部分官兵在福田、正果、增城等地曾有较为顽强的抵抗，但整个战场惊慌失措，互不协调；部分将领贪生怕死，指挥失误；使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力量又不能有效发挥，在整体上对日军根本不能构成威胁，增城主阵地的失守，使广州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分路包抄广州

日军为了将国民党守军围歼于广州附近，敌21军司令部命令104师团从较远的广州东北面迂回，以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21日中午，日军司令部接到其空军送来的情报：1.早晨以后未受到来自广州附近原有阵地的射击；2.有汽车约600辆沿广州-从化公路北进中；3.在广州南面的珠江上聚集着无数的帆船和小汽船；4.广州市内数处起火。因而判断国民党军将放弃广州，遂在下午3时发布如下命令：一、第18师团在攻占广州双层阵地后进入沙河地区，监视广州，同时将主力集结在龙眼洞、沙河、石牌之间；二、第104师团向太平场附近急进，首先尽快切断敌之退路后，继续执行原来任务。(《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

早在日军进犯惠州时，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就已打算撤离广州。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偕省政府机关人员于10月14日退至翁源，广州市长曾养甫和市政府迁至广宁，后曾养甫在广宁组织了西江八属游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广州市的大撤退工作进行得很仓促，当敌军在10月15日继续北犯的时候，第4路军司令部反而渲染为大捷，炮制了一大堆战报，广州各报纸大肆宣传，使人们对敌情仍十分麻痹。17日，敌情确实已非常严重，第4路军总部才着了慌，急忙叫警察局通知市民疏散。

敌第18师团追击队之先头部队从增城镇龙圩出发，沿镇龙圩—广州公路向广州东面地区前进，在新庄与国民党独立第9旅、独立第2团遭遇，国民党军被击退。敌独立装甲车第11、51中队甩开沿途国民党军一直突进，21日15时冲进广州，并扫荡了通向珠江江岸的各主要公路，广州沦陷。

敌104师团则采取大迂回战略，从增城出发向广州以北的太平场攻击前进。在福和附近击退了国民党军一部的抵抗，此后就没遭到大的阻挡，于22日进入太平场附近。随后又奉命向从化追击，23日18时进入从化。

敌18师团之及川支队，10月12日登陆后，14日到达惠阳东北横沥圩，15日渡过东江北进，16日经茶径、三径圩、杨村至显村墟，18日到达龙华圩，21日到达永汉圩、径口时，知18师团其他部队已占领广州，遂继续向西，23日上午占领从化。日军沿途所经过的桥梁、道路，国民党守军及当地民众均予以破坏，以迟滞敌人。日军在龙华圩、永汉圩、径口等地都遭到过国民党军队的抵抗。

大敌当前广州被放弃

20日傍晚，日军进至广州城郊。第4路军总部召开了广州失陷前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余汉谋及蒋介石派往余部的参谋长王俊等人对守卫广州已失去信心，但感到责任重大，不敢独自承担这个责任，乃打电话到武汉向蒋介石请示。蒋指示他们将广州附近的部队转移至粤北重新部署。余便在21日清晨4时下令总司令部沿广花公路向清远撤退。由于当时乱成一团，许多事情都来不及处理，甚至连一些后勤直属机关都未通知。战局至此，为了实行蒋介石所谓焦土抗战的策略，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在10月21日发表《告同胞书》，宣布日军已逼近省城，所有机关公署、重要工厂、公共设施都要实行爆破以免落入敌手。一时城内爆炸声连连，烟尘四起。关于疏散的通知下达后，市内谣言纷起、人心惶惶，广大市民成群结队，扶老携幼逃向乡间避难。由于撤退的秩序混乱不堪，又没有防空设备和隐蔽措施，致使四处奔逃的难民不断受到敌机的扫射与轰炸，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关于撤退前的混乱情况，据当时任第4战区兵站总监的李洁之记载：“当我道经黄沙时，回头看到市面行人已经不多，珠江河面小艇已向西走避一空。远望河南士敏土厂附近，东山天河机场附近，三元里白云机场附近，都冒出了浓黑的火烟，还传来一阵阵的爆炸声，大概是在烧毁一些搬不走的军用物资了。在佛山、西南沿途看到无数扶老携幼、拖男带女的难民，他们沿着广三铁路线向西奔跑，不断受到敌人飞机分批袭击。死者暴尸，伤者喊救，生者抢路，惨状难言。我们沿途触目惊心，联想到国家养兵是为了卫国保民，现在敌人还没有到来，我们这一批人便纷纷各自逃命，撇下老百姓不顾，把广州就这样放弃了，作为一个中国现役军人，大敌当前却怯懦至此，抚躬自问，宁不愧死！”

1938：广州是怎样沦陷的(下)

日军发动广州作战，目的之一即为配合对华中武汉的攻势，使国民党军首尾难顾，结果竟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广州沦陷，华中已是几面受敌。

广州沦陷谁之责

这次日军轻而易举攻陷广州，损失甚微。其作战兵力约7万人，共战死173名，伤493名。投入战马两万七千匹，报废和死亡1069匹。广东部队与其他地方的国民党部队比较，一般来说装备较好，有相当数量的炮兵、装甲兵、坦克兵配合，轻武器中连发武器较充足。但战前有6个师和几个补充团被抽调北上参加武汉会战，这时留驻广东的部队约为6万人。在日军进攻面前，未能有效发挥，反而损失惨重。据日方公布的数字，此役共缴获中国军队步枪2371支，轻重机枪214挺，火炮134门，战车及轻装甲车21辆，汽车151辆，俘虏1340名。

这次战役造成中方惨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中国军队相对于日军来说，武器装备太差，战斗技术不足等客观原因外，主观原因主要有四：

第一，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对敌情判断失误，认为日军在短期内不会大举进攻华南，所以抽调了大批精锐北上参加武汉会战，共计有6个师和几个补充团，约占广东总兵力的一半，这严重削弱了华南地区的防御力量，广东当局实际控制兵力仅为6万人左右。日军进攻开始后，蒋介石又没有派出一架飞机支援华南战场，所以制空权完全操纵在日军手里。第二，战前广东军政当局麻痹大意，疏于防范，前沿阵地的官兵根本没有进入战备状态，有的甚至还在广州、香港等地玩乐，以至于在日军的突然袭击下，措手不及，被动挨打。第三，广东地方军政当局指挥不灵，措置不当，各部之间不是密切协同，相互支援，而是互不配合，联络失灵，许多部队在战场上都是孤军奋战，以致被日军各个击破。第四，间谍、汉奸活动造成极大危害。除上述事例外，驻防淡水一带的国民党部队走私严重，“他们经常派大卡车多部偷运赣南的钨矿出口赴港；同时又在香港购办大批洋货运入内地倾销……而日军正好利用这种机会，有计划地派便衣特务一批又一批搭乘他们的走私卡车混进淡水墟，预先控制淡水一带的市镇乡村，并在登陆前截断各县的电话线，破坏我通讯设备，接应敌人大部队登陆。因此，日军登陆后消息隔绝”。

日军侵占广州后，即迅速加强对广州的控制，利用汉奸重建广州统治秩序，以便其殖民统治和掠夺，并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据点。

广州在短短十天即告失守的消息传出，海内外为之哗然，各界人士纷纷谴责。驻美大使胡适致电蒋介石，谓“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粤省百姓对广东军政要员的表现尤为不满，“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冇甫”的讽刺民谣不胫而走。邹鲁等在渝粤籍要人感于“地方上负责当局，既不能预防于前，又不能抵抗于后，旅渝同乡无不愤慨。因此集合在渝中央委员，联名电广东所有在籍军人，即刻起来策动民众共保家乡，以期亡羊补牢。”当时电报的措辞应该严厉得多。因此事反响甚大，故24日，蒋介石专门复电邹鲁、孙科等人，称广东失守应由他负责：“广州失陷，以粤省精良部队全调长江前方应战，故粤中空虚，敌军乘我不备，直窜广州，此为弟指导无方，顾虑不周之所致。故此责任全在弟一人，而不在他人，此时惟有竭忠尽职，以报党国，惟望全粤诸同志同心协力，共同补救，凡于粤局有益，抗战有利之事，弟固无不乐从也。”但对粤籍人士的反应，蒋介石内心是甚为不满的，其在当日日记中称“广州失陷，粤中落伍军阀与政客勾结，大有趁火打劫之象”。

不久，蒋介石对此次作战不力的将领进行处分，余汉谋革职留任，莫希德押重庆交军事法庭审判，第186师师长李振、第154师师长梁世骥各记过一次；广东宪兵司令李江未见日军先行撤退，又复畏罪潜逃，通缉归案究办；虎门要塞司令郭思演、工兵指挥郭汝津通缉归案究办。

日伪在广州烧杀掳掠

日军攻占广州后，军事上一方面在广州外围的顺德、黄埔、增城、佛山、三水及西江、北江、东江沿岸各要点设置重兵，构筑工事，加强守卫；另一方面又北犯从化、花县，并集中力量企图消灭活跃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抗日武装，巩固其对广州的占领。在政治上，日军则积极扶植汉奸，组织傀儡政权，以便其对广东人民进行统治，实行所谓“以华治华”、分而治之的政策。

10月21日下午，日军占领广州。从22日下午始，日军伙同汉奸在城内进行大规模的劫掠，所有大商店门窗悉被击破，大批商品被掠走。23日始，广州市内浪人、汉奸四处纵火，“每小时均有新火头发生”。东堤一带，火势蔓延数英里，大批歹徒乘乱抢劫先施公司。沙面附近、黄沙等处火势甚烈，西关一带火势延及十七甫及十八甫之东段，大火一直燃烧了四五天。城西之繁华区域，几有一半被焚，70%的商店被烧掉，黄沙一带被烧成一片焦土，东堤也成一片废虚。全市最少有数十条街道被焚毁。广州市繁华的商业区顿成一片瓦砾场。全城店户悉被抢掠，抢劫者初为汉奸，其后则为日人。源昌街、兴隆街、德兴街、靖远街、同兴街、十三行及杉木栏东段与西堤遭同一命运，残垣断壁，比比皆是。东山一带，日军在各民房内大肆抢劫食品、家具及被褥。在中小商店被抢掠的同时，日军强行占领了中华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百货公司、新华酒店、新亚酒店、爱群酒店、新华戏院、半瓯茶室、甘泉茶室、兰溪茶室等大商号。广州市内劫后所余的新式省营、民营工厂也难逃劫运，几乎全部为日军占据或劫迁。繁华的广州形同一座死城。

为了对付广州郊区的抗日游击队，日军一到晚7时就宣布戒严，严禁市民通行，并经常在市内突击搜查，稍有可疑者即被日军逮捕杀害。在黄埔港附近，日军设立了宪兵大本营，每日均有大批同胞被日军押解至此审讯，酷刑拷打之声及惨叫声日夜不绝。刑讯之后日军便将人运至黄埔牛山脚下枪杀，将尸体扔进废旧的炮坑。仅此处被残害者达万人以上，日积月累，尸骨满坑，臭气熏天，被附近人民称为“万人坑”。在黄埔大沙路口的一棵百年榕树下及其他地方，日军吊打残杀过无数群众，并将死者尸体悬树示众，以至于人们经过此地时都心惊胆战，不敢驻足。日军在向城北进犯时，沿途捉住南村、园下村村民15人，全部捆绑拉往水塘边枪杀；后又抓住其他村民20多人，在被迫为日军拉回大炮后，日军竟残忍地用长剑斩断头颅，人头滚地，鲜血喷射，惨不忍睹。在广州东郊，日军采用斩头、打活靶、活埋、电击、集体枪杀等手段，杀害了大量无辜群众。一次日军抓住30多名村民，强迫他们排成一排，用铁丝穿过每个人的两只手掌，再把铁丝绑在村旁两棵树上，然后开枪逐一杀害。日军为恐吓村民，还逼迫其余村民前往观看。

日军所到之处，兽性大发，奸淫抢劫，无恶不作，甚至肆意拘捕良家妇女充当军妓，不从者即予杀害。日军军纪败坏，无论白天夜晚，随时都会闯入民房抢掠财物、强奸妇女。1938年11月8日，日军出动数百人对增城西洲村进行骚扰，见人就刺，见屋就烧，见东西就抢，捉到妇女就强奸，共强奸妇女20多名，上至老妇，下至10余岁的女童都未能幸免。1939年11月17日，广州日军拘捕良家妇女2000余人，关押在黄德光医院编为“姑娘慰问团”，分送前线充当军妓，拒绝者多被残杀。日军在广花公路各处交通要道设立哨卡，任意杀戮群众，侮辱妇女。1942年春某日，日军凌辱3名青年村妇，脱光她们的衣服，其中一妇女反抗，被当场以刺刀刺破腹部杀害。在花县农村，日军勾结汉奸，经常强迫或诱骗农妇到日军营中当军妓。

1939年，日军在广州组建了细菌战机构：波字第8604部队(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部队长为佐藤俊二军医大佐，配属有1200余名专业人员。大本营设于广州百子路(现中山二路)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内。本部下设总务课以及细菌研究、给水研究、传染病治疗研究、鼠疫研究和病体解剖、器材供应5个课及疟疾研究室、细菌培养室等。该部除担负侵粤日军防疫给水保障任务外，主要是从事细菌和各种传染病的研究及实施细菌战。在部队长佐藤俊二指挥下，采取在食物中散播疫菌、人体注射和带菌蚊虫、跳蚤、老鼠传播等手段，秘密杀害中国军民，并留下严重的疫情后果。

铁蹄之下的黑暗统治

驻粤日军为加紧对广东的控制和搜集情报，在广州建立了多个情报机关，实行军事占领和特务统治相结合。与日伪军一起，在广东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警宪特统治网，肆意对广东人民进行蹂躏。

日本在广东进行了疯狂的贩毒活动。广州被占以后，在日本人的鼓励和汉奸的利诱下，鸦片烟馆和赌馆在市内林立，甚至街道上的走廊、人行道都可随意设立海洛因摊、红丸摊、牌九色仔赌摊，吸引路人前来吸、赌。初时毒品价格低贱，鸦片1角多1钱，红丸1角可购二三十粒，以引诱一般无知的市民上当，受毒瘾的控制。鸦片烟馆也成为伪广东治安维持会的经济来源之一。

日军在占领区还肆意搜刮资财。截断侨汇、发行军票、盘剥工农、摧残实业，造成占领区各地工厂倒闭、田园荒芜、商业凋零、饿殍遍地。日军为了榨取商业财富，胁迫兴办由华人出资、日本人入空股的合作社，从而瓜分利润、操纵物价，日货充斥广州市场。在日军铁蹄之下，占领区人口日益减少。广州战前约170万人，到1943年8月，只剩三四十万人，一片萧条荒凉景象。

日军占领广州后，又加紧扶植汉奸，建立伪组织和伪政权。1938年12月10日，在日军策划和扶植之下，成立了伪广东“治安维持会”，由汉奸彭东原、吕春荣分任正副会长，作为广东占领区的临时最高行政机构。关于该维持会的成立，有学者认为，由于日军对广东的长期轰炸等原因，“故广东人对于日本的侵略与极恶毒式的贩毒活动，敌忾之心最深，而痛恨日本人的情怀似乎较之福建人远为强烈。”“一般在日军占领后的中国城市经常所迅速成立起来的汉奸组织治安维持会，在广州则在拖延了50天之久之后的1938年12月10日，才由无多大社会地位的彭东原与吕春荣组织起来。”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广州光复，张发奎将军主持广州地区受降后，这些汉奸才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参考史料：

1938年10月25日《导报》社论《血的教训》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黄仲文《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邹鲁《回顾录》

蒋介石日记

《广东省奸伪动态调查专报》(1940年11月1日)

左双文，历史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