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关注】周永卫：广东与“一带一路”的前世今生

今年的“两会”，“一带一路”成为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十大热点之一。3月5日，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论述2015年的主要任务时，把“一带一路”建设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成为“把改革开放扎实推向纵深，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以及“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的重要战略举措。这里，笔者结合自己的专业，围绕“一带一路”的由来，广东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广东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等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认识和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一带一路”的由来及历史溯源

“一带”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是指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在印尼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2013年12月召开的“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一起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项重大国家战略。

党中央和习近平主席倡导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丝绸之路”已经存在2000多年，而“丝绸之路”名称的出现，至今只有138年。“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也只有30余年。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最先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用以指称中国丝绸西运欧洲的交通路线，为中外学术界普遍接受，并用以泛称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长期以来，丝绸之路一直被认为是由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西域，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又进一步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将上述道路称之为“西域道”、“绿洲道”或“沙漠丝绸之路”；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丝绸之路”；把从成都出发经由云南至缅甸、印度和中亚、西亚的路线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把经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南海道”、“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

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历史悠久。但中西方之间大规模正式的交往，开始于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8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面对强劲的匈奴的威胁，为了寻找同盟军，“断匈奴右臂”，派遣陕西城固人张骞率领100余人的外交使团出使西域。张骞一行出使途中，被匈奴扣押10余年。后来，张骞设法逃离匈奴人的监管，继续西行，终于到达目的地，即今天阿富汗境内的大月氏。由于大月氏人已经忘记历史恩怨，不愿与匈奴为敌，张骞出使的最初目标未能实现。公元前126年，张骞与仅存的一位随从回到长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张骞出使西域，影响深远，中西方之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接踵而来。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等大量物种被引进到中原。史学家司马迁把张骞的西域之行称之为“凿空”。张骞成为“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名垂青史。

到了东汉，为了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明帝派遣陕西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北）班超出使西域。公元97年，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甘英一行到达波斯湾后，“遇海而返”，使得中西方对话握手的机会擦肩而过，留下千古遗憾。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这是国学大师王国维青年时期书写的一首《咏史》诗。王国维对甘英出使大秦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认为甘英曾到达黑海东岸。现在一般认为甘英到达的是波斯湾。这里“张陈远略”中的“张”指张骞，“陈”指明代五次出使西域的陈诚，与七下西洋的郑和齐名。

二、广东与海上丝绸之路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经略西域，开辟陆上丝路的同时，也派出“汉使”，探索海上丝路。《汉书·地理志》中曾对汉武帝经略海上丝路有颇为详细的描述：汉朝皇家的“汉使”船队，携带丝绸和黄金，从广东徐闻、广西合浦一带出发，在沿途土著人的护送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到达东南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地，为汉朝皇室采购明珠、璧流离等海外奇珍异品。印度南部的坦焦尔和迈索尔都曾出土过西汉前期的中国古钱币，成为中国与印度海上交往的历史见证。

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广州古称番禺。她既没有做过统一王朝的首都，也不是先秦时期诸侯国的国都，但她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魅力。她是海上丝路滥觞时期，我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城市。称她为海上丝路第一港，毫不夸张。

岭南在先秦时期主要是越人的活动区域。越人以善于造舟，习于海上活动著称。公元前214年，秦南海尉赵佗利用中原战乱的机会，拥兵自立，建立了南越国，并定都番禺（今广州）。使得广州成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南越国存在的93年时间里，广州的港口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发挥，对外贸易口岸的显赫地位初见端倪。考古发现证明，当时的广州不仅已经与比邻的东南亚地区有民间贸易往来，而且与更为遥远的南亚、西亚、非洲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关系。上世纪80年代，在广州发现的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南越王墓，曾经出土了5枚原支象牙。经科学鉴定，这5支象牙，并非岭南地区常见的亚洲象，而是原产于非洲大陆的非洲象；出土的列瓣纹银盒，与波斯文化有关，属于来自西亚的“舶来品”。这是多么震惊世人的发现。

珍珠在中国人心目中自古以来就是财富的象征。汉代雷州半岛的徐闻曾经是闻名全国的珍珠生产基地，又是海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在汉代民间流传着“欲拔贫，诣徐闻”的谚语。这句谚语分明就是两千年前古代版的“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充分显示出徐闻及其雷州半岛在汉代的繁华景象。

海上丝路和南海贸易的重要性，在两汉时期已经逐渐凸显。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世界贸易体系在公元前后已经初步形成。“到基督教纪元初期，这些贸易路线继续延长，把原先东南亚各地孤立的交易体系联结起来，纳入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从西欧通过地中海盆地、波斯湾和红海延伸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这个网络被人们称为世界体系。”而广州以及岭南地区在这个“网络”或“世界体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与官方的朝贡贸易相比，海上丝路的民间贸易历史更为悠久，影响更为深远。在海上丝路沿线，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出土了大量汉代陶器和陶片，器型和纹饰图案风格与广东沿海汉墓出土的陶器完全一致。这些无疑是海上丝路民间贸易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