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是什么？3月14日，华师举行第一次通识教育培训与研讨会，邀请境内外研究学者，对通识教育的实施和发展进行研讨。台湾中原大学原人文与教育学院院长黄坤锦认为：“通识教育的科目、教学一定要能够探讨到人类精神的自由、心灵的满足、生命的尊重、生活的价值、资源的善用、宇宙的和谐等。”把脉通识教育，实质上是在拷问我们想要和应该需要的大学教育。
因为好奇，地理科学学院2012级学生李纯选上了《世界图像》这门课程。“授课老师用世界图像来介绍时事，趣味性很强，涉及面很广。”李纯认为，“正是涉及面太广了，觉得系统性不是很强。”
《世界图像》是华师在2013年第一批立项的通识教育课程之一。早在三年前，通识教育在华师悄然起步。然而，与李纯一样不了解通识教育的华师学生不在少数。在记者的调查采访中，虽有95%学生赞成开设通识课程，但超过60%学生并不了解通识教育。与此同时，因术业有专攻，授课老师对通识教育概念的理解也较为模糊，更多是用感性认识来进行授课。
和国内高校相似的是，正在起步阶段的通识教育，又在师生们的疑惑和质疑中面临着窘境。
“民航机”与“战斗机”之争
目前，师生们对通识教育概念的认识都较为模糊，不少人直接把通识教育等同于普通公选课。
在我国大部分普通高等院校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体系一般分为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包括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实践课程等几大类，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通常被理解为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的课程组合。实际上，通识教育课是课程的性质，公共选修课则是课程的类别。
其实，在国内外学界中，具有代表性的通识教育定义就有50多种，有些定义甚至相互对立。概念模糊必然带来争议，有人甚至认为通识教育会不利于专业教育的发展。这种争议除了概念模糊，还受国内数十年“专才教育”的影响。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我国对高等教育进行了“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的大调整，高等教育变成专业化教育的代名词。20世纪8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过分专业化弊端显露，培养出来的人才综合素质较低，我国大学开始关注通识教育，提出要进行“通才教育、文理渗透”。1995年，部分高校进行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如北京大学实施“文理双学位制”，清华大学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目前，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通识教育课程占总学分的比例与美国一些著名大学基本相当。
“目前大学各科系的专门本行，是专门教育(Special Education)，都研读得很专精单一，但见木不见林，好像在隧道里面开车，只看到前面一点，左右则是漆黑茫然。”台湾中原大学原人文与教育学院院长黄坤锦指出，要把隧道打开，就要通过通识教育让各学科知识融通起来。因此，通识教育应包括人文、社会、自然三方面，强调的是知识的融合，以期探讨人类精神的自由、生命的尊重等本质内涵，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这就意味着，人文学院学生还要学习社会、自然，读社会科学的还要学习人文、自然，读自然科学的也要把人文、科学都补充学习。
然而,有人认为，通识教育不培养职业技能，又只是辅助性的公选课，占用学生的专业学习时间，学生毕业后还能顺利地就业吗？
对此，黄坤锦认为，先要理解好“专门教育”与“专业教育”之分。在黄坤锦看来，各科系所开的只是专门科目，“‘专业’是‘professional’,‘专门’是‘special’，想要‘专业’，只有‘专门’是不够的，必须加‘通识’(General)。”这样培养出的人才是大写的“人”，而不是类似于“工具”、“科技的动物”、“经济的动物”。
在黄坤锦看来，“专门教育培养的学生能很快就业，就像一下子就起飞的战斗机，但很快就把汽油花光，只能降落；而通识教育培养的学生是续航力强的民航机，它希望毕业生以后成为决策者，就像土木系必须以专门教育加上通识教育来培养出工程师，而不是泥水匠。”
把脉通识教育，问诊改革现状
在通识教育的实施中，国内高校做法各有特点，开设通选课、实施完全学分制、按院系或学科大类招生、允许学生换专业等做法，可以看作是国内高校全面实施通识教育的共同前奏。
从1999年开始，华师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开始进行诸多尝试和改变。据教务处处长熊建文介绍，1999年，学校成为首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之一；2001年，学校开设综合人才培养实验班；2003年设立公共选修课；2008年起，学校实行非师范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模式，两年后又创建勷勤创新班。“这几年的摸索取到了不错的成效，面向全校推动通识教育改革就变得顺理成章”，因此，学校进行通识教育培养的课程改革法案呼之欲出，在《关于修订2012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意见》中，学校正式提出按照“逐年建设，逐批完善”的课程建设原则，开始着手发展通识教育。
2013年起，我校陆续有两批全校公选课共24门课程，根据囊括“人文、社会和自然”三个方面的原则，经过专家组讨论，教务处审核等程序，通过校级立项，成为通识教育课程的重点支持对象。“24门课程都是精挑细选的高质量课程，2013申报立项的课程多达70多门，通过立项的课程只有16门。”负责课程审核的李海花老师说。
与在2004年就已开通选课175门的北京大学等高校相比，24门课程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名校都是以百门为计量单位，我们还在打地基阶段，需继续丰富课程数量。”李海花说。能通过立项的课程需要符合两个标准，“一是学校或者学生急需的通识教育课程；二是该课程的基础厚，预期工作开展会比较好。有些学院的一些课程开得很好的，也会被遴选为通识教育课程。”熊建文介绍道。
除课程建设以外，实行通识教育还要求教学模式的转变。在《关于修订2012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意见》中，学校提出了“大班讲授+小班研讨”的教学模式。这与黄坤锦的主张不谋而合，“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大概15到20人，每个小组有研究生助教带着，小组成员向助教反映自己的学习效果，助教也给所带小组的成员评分，从而形成一个讨论互动的氛围”。
“感觉现在都是大班上课，研讨氛围不是很明显。”对于目前的教学模式，一些学生评价道。“因为刚起步，目前还是以大班教学为主，这与学校教室的设计、老师对小班研讨模式的方法掌握都有关。”李海花说。
据熊建文透露，今年学校将实行“三助”制度，其中“一助”就是助教制度，让优秀的研究生来担任助教。“我们提倡‘人岗相符’的助教制度，不是说学业上很优秀的研究生就一定可以当助教。在通识教育方面具有较好素养的研究生才可以担任通识教育课程的助教；另一方面，对于人数较多的班级，我们会征求任课老师开几个班，减少每班人数。从而达到‘小班讨论’的目的。”
课程改革、转变教学模式成了各高校通识教育发展的共同之路。但在起步阶段，通识教育的实践基本都是借鉴美国高校的经验，许多高校都存在课程内容缺乏本土特色、课程体系缺乏科学论证、教学局限于基本知识、通识教育课程边缘化等问题，不少大学管理者对通识教育理念认识不深、重视不够，课程遴选、教学方式、管理体制等都铭刻专门教育的印记。另外，通识教育课程老师普遍积极性不高，没能得到充分的自由与尊重，大多学生浅尝辄止，把通识课程当成可有可无的营养学分。
“照搬美国通识课程的皮毛与形式的通识教育课，局限于基本知识的传授，只是东施效颦，没有充分体现通识教育的精神理念。”“缺乏足够的制度化保障，大学人文教育怎能不梗塞？”中大博雅学院院长甘阳直接指出，“目前国内高校的通识教育很多都有名无实”，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发展通识教育，我国大学发展通识教育的努力实际只能流产。
通识教育改革的关键在哪里？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通识教育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一些研究者指出了问题所在。
“在理念建构和制度化进程中，知识的地方性和意图的世界性，构成了通识教育具有张力的两种因素。”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李曼丽曾撰文分析，“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使其保持适度的紧张而又不致互为水火，应当说是我国通识教育课程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针对现状，研究者提出了通识教育本土化、通专结合、成立专门的通识教育中心、通识教育老师与专业课程老师平等待遇等解决方案，不少高校也在走有自己特色的通识教育之路，如中山大学实行博雅教育，台湾则推力拉力并行地普及通识教育。甘阳认为，通识教育关键在于改革教学方式，如果通识教育要深入，一定会牵涉到课程设置，关键问题是要突出核心、突出灵魂。
在黄坤锦看来，通识教育是学校教育的灵魂。各学科中，由各系所主任所规划出来的专门科目是学校教育的主干，通识教育把各个科系传授的知识融合起来，变成一个整全的大学教育。
“迄今为止，台湾通识教育是比较稳定和成熟的。”黄坤锦说。目前，台湾的高校基本都成立了通识教育中心，聘任主任及行政人员负责课程规划等相关事务，并要求各学院教师五年之内要有两个学期去教授通识课程。每隔五年台湾会对各个大学的通识教育进行评鉴，并将结果公示，不合格者将拿不到奖评，招生也会受到影响。同时，台湾还通过通识教育教师待遇平等化等措施，保障制度的实行。
在整个发展历程中，研讨会发挥着重要作用。黄坤锦指出：“研讨会包括从校长到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再到授课老师这三个层次，通过这样的模式，大家至少知道了通识教育的what、 why 、how。”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华师通识教育下一步如何走，熊建文表示：“我们会继续开展相关的研讨会，加大通识教育在老师、学生群体的宣传力度。”
供图：教工摄影协会 陈昕彤
作者/通讯员:凌江婵 黄静仪 张丹 观芝伊 | 来源:新闻中心 | 编辑:郑宇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