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书院，文风毓毓

“书院”一词，最早出现在唐朝，特指藏书修书与士人读书的地方。与清朝文渊阁相似，唐玄宗时期的丽正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主要是用来收藏天子的书籍与修撰史册。随着私人藏书及读书的地方也被命名为“书院”，“书院”不再限为天子所用，成为市井间的寻常风景。

直至宋朝时期，私人聚徒讲授与理学兴起，书院成为民间私人讲学之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教育。北宋时期，白鹿洞、岳麓、嵩山、睢阳四大书院名师聚集，群贤毕至，集讲学、藏书、祭祀三大职能为一身，至此成为与官学、私学相并重的新的教育机制，屹立于华夏沃土千余载，培养了众多文人雅士。 

被称为蛮夷之地的广东，远离中原，开蒙较晚，文化发展落后，由此，初始之时其书院教育难以与北方书院并肩。广东书院的创办发展，得益于被降职流放到广东的北方谪官，他们为边僻之地带来了中原文明的春风，浸润了这片文化贫瘠的土地。清代，广州粤秀山书院集聚，在大小马站、流水井一带形成书院文化群，文风毓毓，成为广东教育的中心地。 

华南师大前身勷勤大学师范学院创办之始，即是以永汉路粤秀书院街的广州市立师范校址作为教育学院院址的。而在清康熙时期，粤秀书院即在此地。因地处粤秀山之南，故而得名。粤秀书院原是广东四大书院之一，其办学宗旨是使童生“处则为正士，出则为良臣”，主要是为科举考试服务，培养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时过境迁，粤秀书院自清末民初结束了作为“书院”的使命，悄然易名为“两广方言学堂”。从这里肄业的学生日后大多都成为广东政坛的风云人物，有如林云陔和陆嗣曾，两人志同道合地选择革命之路，参与推翻满清政权。凑巧的是，这两位先生成为后来广东省立勷勤大学的首任校长和副校长。尔后两广方言学堂停办，此地被当时的军阀李福林占据。1921 年，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创办时，主事人跑去找李福林商量，最终讨得其一角作为办学用地，这块曾经书院林立的文明之地终得文脉传承。开学之日，学生和军人共处一处，一边是琅琅读书声，一边是震天响的队列口号，如此对立的画面，属于那个时代的中国。 

在粤秀书院周围，先后有越华书院、羊城书院、禺山书院、西湖书院、庐江书院、应元书院、学海堂、菊坡精舍等大量传统书院群落，近世大家巨子陈澧、梁鼎芬 、谭宗浚、梁启超等皆从学于此。 

“山以人重，人以道传”，学海堂依山而建，枕城面海。1820年，两广总督阮元为觅得一处学海堂嘉址经多番挑选，终看中“百年古麓”的粤秀山麓，认为置堂于“乔木繁翳，木棉参天”的密林当中甚好。又曾撰文说明“学海堂”的寓意：“昔者何绍公学无不通，进退忠直，聿有学海之誉，与唐成并举。”而此山堂傍海，正合学海之寓。学海堂的学长，即院长，都为当时广东名声显赫的大儒，培育的英才大都有斐然成就，其中不乏晚清广东学界精通汉宋的学术名家陈澧与朱次琦；张之洞视之为广东三老的张其甑、金锡龄、谭莹等大批名家，不再汲汲于功名利禄，大开实学的学风，推动了广东学术的发展。 

六次应会试皆落榜，加之世道艰难，学海堂第一届优秀肄业生陈澧终于放弃科举进士的道路，转而专注于学术研究，在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诗词、书法等方面皆有造诣，后人评价其为“多产的学问家”、“岭南文化的守护者”。陈澧先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通过讲学传授、师传生承，讲求实学，考究经史的微言大义，逐渐形成能与其他流派分庭抗礼的“东孰学派”，在全国学术经辩中发出来自南方的声音。 

菊坡精舍往右即是应元书院，1868年到广州赴任的王凯泰看到广东举子赴京赶考的难处，为解决举人后顾之忧，特建应元书院资助举人学习应试，“为翰林院储才”。他召集八方名士为精心创办的应元书院提词对联，并亲自勉励学子：“筑室兆嘉名，看九转成丹早登绝顶；论文依胜地，愿百川学海共溯传心。”不负王凯泰期望，应元书院设立第一个会试年，梁耀枢被钦点为冠军，可谓实至名归。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晚年因奸臣当道，被贬后到福建溪山考亭讲学授徒，创建了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其门人弟子及其后世为发扬一代宗师的儒泽，在各地创办考亭书院，位于广州流水井的考亭书院便是其中一所。沐浴朱文公文德的考亭书院造就不少文人学者，时至今日，不论在大陆或者异国他乡的朱氏族人对考亭书院仍旧寄寓着独有的情感，并将其文脉传承于各地。 

广州古书院，人文荟萃。鳞次栉比的书院群已随历史易移日渐式微，今日已多不再作为经学传授之地。但现代高等学府接过其交接棒，以另一种更为适合的方式传承着渊源不绝的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