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若钧的为师之道

2014-09-07 14:24:07
人物华师故事

对何若钧先生的印象,来自一张照片:何先生身着白色短袖衬衣,稀松的白发梳得整整齐齐,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黑色方框眼镜。他端坐在书房藤椅上,正在写笔记。旁边两个约摸六层的书架上摆满了书,书桌上堆放着大小不一、夹满标记书签的史料、图籍。 

平和淡泊的师者

1979年,华南师院历史系招收第一届研究生,此时何先生已68岁。刘圣宜是他的入门弟子。“儒雅,头发几乎全白,但身体还是很好,身材修长,脸看上去很白净,文质彬彬,说话很有修养,书卷气十足。”这是刘圣宜对何先生的印象。同为何先生的弟子、现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宋德华说,何先生的外语说得很好,他是学日语的,同时修了历史,从日本留学归来后曾经做过外语系系主任。

刘圣宜回忆,何先生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时马上回国,为国效力。回国之后到香港办报纸,作鼓吹抗日思想宣传之用。在“文革”前,何先生已经是级别比较高的教授。

“在他一生中,经历一定非常丰富和曲折,可惜我们相处时极少谈论个人的身世。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个人的事,最大的都是小事,国家、民族的事,最小的都是大事。” 刘圣宜认为,何先生与她的父辈一代人,不习惯于流露自己的委屈和苦难,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对现实没有自己的看法和批判,他们只是不会轻易地、比较情绪化地来张扬谈论。在动荡浩大的战乱革命年代里,这位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的老前辈,他的生命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历史。

平日里,何先生自己读点书,写点论文,为人很淡泊。“何老师身体一直很好,他为人很平和,不温不火,很儒雅。”宋德华回忆。

“历史佬”就是要用历史事实说话

何先生教育的一大特色是因材施教。高中毕业后,刘圣宜曾在农村基层的县委宣传部工作,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写作功底。读研时,她已三十岁。当时学校要求导师必须正规地开出至少六门课程,要有完整的课程培养。而何先生与历史系导师们更注重因材施教:三人带三名学生,一对一指导,布置书目,每周与学生见面两次,听学生汇报学习心得,检查读书笔记,遇到有好的选题就指导写论文拿去学术刊物上发表。

刘圣宜写文章,习惯于从理论上阐析问题,不善于利用史料。有一次,她与一名哲学系学生合写一篇文章被选刊在师院学报上,何老师读后,向她指出文章论证弊端:“人家说我们是‘历史佬’,‘历史佬’就是要用历史事实来说话。”何先生一针见血的评论,一语惊醒梦中人。此后,她更专注于史料研读和史料整理,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提出观点和见解,注重论从史出。这在刘圣宜的学术起步开端时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有时候觉得,老师的点拨,往往一两句话就让你觉得受益匪浅,学风也可以彻底扭转。”

先生主张平实的研究,教导学生看待学术问题不应走极端,不要单纯为了新奇而提出没有充分事实依据的见解。

宋德华回忆道,他读书的年代,正好是中国历史学界对洋务运动评价的转折时期,人们开始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待相关问题,但学术界的主流态度还是会认为洋务运动是统治阶级发起的,有局限性,对康有为等维新派的评价也因改良主义而偏低。但是,在何先生的鼓励下,宋德华不断阅读新发现的史料,具体分析学术界的新观点,后来还专门到了北京查阅《杰士上书汇录》和《日本变政考》,并把这些资料复印回来给何老师看。何老师看了觉得感兴趣,决定深入研究。研究生三年,宋德华常与何老师切磋这些问题。

翻烧饼与蒸馒头

研究生学习的三年中,刘圣宜与何先生合写过几篇文章。何先生常强调:问题意识很重要。

有一篇合作的文章,令刘圣宜印象比较深刻。那是在戊戌变法运动85周年的时候写的《戊戌维新运动几个问题的再认识》。既然是“再认识”,就说明此文是一篇对史料重新考察、正本清源、具有辨析性的新文章。当时,学术界中流行一股翻案风,学者们希望通过这股潮流来还原历史。但何先生在这种潮流中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不随风倒的清醒,他在写文章时一再对刘圣宜强调说,搞学术研究的正途是全面、客观、真实,千万不可翻来覆去,不要一下子抬得很高,一下子贬得很低。他用“翻烧饼”和“蒸馒头”来比喻:翻烧饼的时候,烧饼的一面烤坏了,就想着翻过来烤好另外一面,结果两面都焦了。学术研究中,片面性导致的结果就如翻烧饼。而蒸馒头则不同,蒸馒头是全面、全方位地加热,一次性完成,蒸出来的东西不是焦的、不是夹心的,科学公正。

这就要求做学问的人要下功夫。历时几个月,何先生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写戊戌变法四册书,共1627000字,翻阅一遍,外加查阅档案史料,才完成这篇文章。

爱生如子

“何老师虚怀若谷,与人为善,爱护学生,愿意提携年轻人。他鼓励我写文章、参加学术会议,为我推荐文章,尽可能为我创造机会。”刘圣宜回忆。

有一次,何先生应邀去参加在广西举行的全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会,他是广东理事。临行前他却嘱咐刘圣宜代他与会,去多结识全国一流的学者。“他让年轻人上阵,希望把接力棒交到年轻人手中。后来我接了他的班,当了理事。”

刘圣宜到何先生家中上课时,何先生与妻子常常留她在家中进餐,并为她做她喜欢的菜,并且还会自己做一些卤蛋、腊肠让她带回宿舍。毕业时,刘圣宜考虑到身体原因,感觉自己不太适合从事比较辛劳的历史研究,而何先生却希望她留校。他分析了她的性格特点、优势、劣势,还提出了她留校后应该进行的研究计划,那是个没有人做过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项目,希望通过这些来激发学生的事业心。

刘圣宜对何先生的开放思想、尊重学生学术选择的师者风范感触很深、刘圣宜在做毕业论文选题时,论文题目是《论张謇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当时,学术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仍然是以革命作为划分标准的,主流观点认为,张謇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而改良就是反对革命的。刘圣宜通过研究知道,张謇是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君主立宪的领袖和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观点有政治上的风险。她担心毕业论文无法通过,于是从经济、教育的角度切入。虽然当时实业救国是被批判的,但考虑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研究张謇的经济思想就有了现实意义。因此,何先生同意了这个选题。

到论文答辩时,现场有两位来自校外的权威学者。有一名答辩委员很直接地指出,刘圣宜提到的“张謇务实、爱国、进步”的评价过高,张謇欺压和剥削劳动人民,应是个恶霸。正是何先生的这份支持,使得刘圣宜在历史研究道路上能够独当一面。 

宋师从何先生时,何先生已年逾古稀。“何老师对我们学生就从来没有讲过很重的话,就算是要批评,他也是很温和地开导式地说话。像我有时跟学生聊,也会有急的时候,但是何老师从来没有过。我觉得那是他整个人的涵养、熏陶造就的性情。”

何若钧:(1911.6-2004.10),浙江上虞县人,1933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政经学系,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留学,专攻外交史。1937年回国任记者、编译、主笔等。1943年至1953年先后担任多所大学教授,1953年11月调入华南师院历史系。为华师历史系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作了奠基工作,先后在《时与文》、《新史学通讯》、《历史教学》、《新华月报》等国内重要报刊上发表多篇关于中国历史的论文,写有《中国外交史》三卷,1983年获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作者/通讯员:李宝儿 | 来源:未知 | 编辑:华师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