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履权：从中学教师到历史学界的“招牌”

矮矮胖胖的身躯，端坐在堆满书的书房里，书桌两边的书似乎已经把他罩住。他整天埋首于这桌前，写作、研究，不知时日。等站起来时，藤椅已经深深地凹出一个印子。

这就是关履权。

中学老师成“学术强人”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实行院系大调整后的华南师范学院，为了提高学生毕业后的适应能力，使其能更快进入中学教师的角色，特地从各地中学调入了一批优秀教师。其中一位，就是时任培正中学教导主任、曾被誉为“中大文学院四大才子”之一的关履权。

“文革”前，华南师院历史专业只有两人在权威刊物上发表过论文，一个是陈千钧，另一个便是关履权。历史系第一届唯一的研究生王棣笑道：“这就相当于别人拿着土枪的时候，他们就拿着机关枪了。”文革前历史界权威刊物只有两三种，不经过深入研究的论文无法在上面发表，此时关先生已公开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了。

解放前，关先生主要研究宋史。改革开放后，地方史的研究逐渐热起来。80年代初，关先生和王棣一起跋涉七八个小时，经过摆渡和乘车去阳江考察。1988年退休后，他又辗转到阳春，敦促阳春县党史办主任钟万全撰写《冼夫人》。此后，地方史协会请他担任广东省《岭南文史》的副主编。80年代开始，关先生致力于广东海外贸易史的研究，从宏观角度总结归纳了整个宋代的海外贸易，出版了关于宋代广东海外贸易历史的第一本书——《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 

几十年来，关先生出版了《两宋史论》、《宋代的封建租佃制》、《中国古代史方法论略》等著作，撰写研究宋史的文章及其他文史论文等达100多万字，一般论文中引用的古书多达数十本，涵盖史学、文学、哲学等领域。

“招牌”人物从不摆架子

关先生在历史学界和广东史学界颇具名气。80年代，他开始担任历史系的系主任，是当时系里唯一招收研究生的老师。那时的他，俨然成为了系里的“招牌”人物。

这样的“招牌”人物，却从不在人前摆架子。

80年代的教育系楼，东西是课室，中间有个天井。关先生在东边课室讲课时，中气十足，声音洪亮，在天井另一边的学生都能听得见，常常偷偷探出脑袋听他讲课。关先生讲课并不照本宣科，常常把研究成果和心得融入课堂，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将学生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点透。

“文革”后的77、78级，学生思维最活跃，学习热情也最高，讲授古代史和宋史的关先生深受他们欢迎。一到课间，他们经常围着关先生问个不停。即使问题常常很刁钻，关先生也总是笑眯眯地循循善诱。

关先生很喜欢那些爱提问、爱思考的学生。住在北区小洋楼时，无论何时，同学们一有问题就爱跑到他家里来求教。当时，六个孩子都年纪尚小，看到大学生前来，总是高高兴兴去迎接。关先生却把孩子们撵出家门说：“你们到外面去玩，我们要谈我们的事情。”五十年代的学生毕业后也经常回来看望关先生，他们对先生的四子关洛说：“和你父亲在一起聊天，他都从不摆长辈的架子，凡事都以商讨的语气来讨论。” 

回想起1980年第一次见到关先生的情景，王棣说：“关老师总是笑眯眯的，但一开口谈的都是专业，会叮嘱你看什么书，要你抓紧时间学习研究。”当时王棣就觉得，这个老师是严肃认真的，后来在相处中也印证了这个印象。关先生研究历史很注重实地考察，先后带着王棣等弟子到阳江、新会、北京等地外出考察研究。一路上，他们谈的都是专业问题，并无闲聊。

关先生的稿件写出来后，他总要念给妻子听，一边念还一边反思：怎样写才能让读者明白。

关先生在工农兵学员时期，有时间就会去石牌市场买菜做饭给家人吃。他不会讲价，别人说给多少就给多少，经常被人骗。他常常将这些经历当成笑料讲给孩子们听。平时吃饭，关先生会用幽默的语言跟孩子们讲历史小故事。在孩子们的印象中，父亲身教多于言传。关洛说：“虽然他对我们的学习从来没有干预，但我们能感觉他的眼光落在我们身上。”

规矩书生也“特立独行”

“父亲是一个读书人。”关洛笑着说，“在家里，父亲平时很少跟我们交流。他上完课回来时常常满衣袖都是粉笔灰，洗洗手马上又钻到房间里看书做学问。一旦他看起书来，不叫他吃饭的话，他就一直看到晚上。”

据关洛回忆，一有空闲，父亲就从石牌跑到北京路，去古籍书店看书买书，一看就是大半天，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花在购书上。有时当月工资不够花了，就在书店赊账，然后下个月再还。关先生每次出去书店，都是瘪着肚子回来，手里却提着十多二十斤的书。

长期下来，先生床头床底、学校配给的七八个敞开的书架满满的都是书。书架放不下，就叠放在一起。关先生的记忆力相当好，查资料时，一下子就能把所要的资料找出来了。

由于住处比较潮湿，关先生每次都把买回来的书小心包好，如果发现书发霉，就会叫孩子们把床板翻出来搬到院子，把书摊开来晒。一旦发现善本书籍发霉了，就用晒干的干净墨鱼骨擦霉，这样书籍就不会损坏。一看到孩子们随便用鸡毛掸子掸书，先生便会很着急叮嘱道：“不行！一定要一点点刷干净，晒完后再放回去。”擦拭霉点时，如果孩子稍微粗鲁一点，他又赶紧提醒说：“我们这些书擦坏了就没有了。”

当然，老先生也有一些“特立独行”的故事，至今读来仍令人忍不住捧腹。

在所有大型、正式的会议上，与会者清一色西装入席是约定俗成的共识。每次，矮矮胖胖、满面红光的关先生却总是身穿唐装、脚着布鞋进入会场。这一幕，认识他的人几乎都见惯不怪了。“他是一个老派知识分子，觉得穿西装很不舒服，喜欢我妈给他做那些唐装衣服。”关洛解释道。 

1996年，先生去世了。他留下遗嘱说要把他所有的书籍全部捐赠给阳江市图书馆 ，阳江市图书馆也专门为他建了一个阅览室。曾被先生视作珍宝的书装了满满一卡车，家里一本也没有留下，直到去年岭南文库再版《宋代广东贸易史》一书，关洛才拿到一本留作纪念。

关履权：1918年7月出生于阳江县城（现阳江市江城区）三铺街一个贫苦家庭。幼年双亲相继去世，继祖母周氏把他养育成人。1937年秋考进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就读期间，师从阳江籍著名历史学家戴裔煊先生研究宋史和历史教学思想。1942年夏，他毕业留校任助教。其时日寇疯狂侵华，国家危亡之际，关履权深感国民党政府与积贫积弱的宋王朝十分相似，因而产生研究宋史的兴趣和决心，开始专门从事宋史研究。1956年，他调华南师范学院任讲师，后历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1988年12月退休。1996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