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伟大心灵相遇・聆听遥远的回响

某个秋日的下午，我们结束了关于轴心时代的采访。虽是秋天，阳光却依然热得让人沁出汗来。经过砚湖时，一阵风突然吹来，四周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呢喃的低语。刹那间，我心里一漾，觉得这就是来自那个时代先哲们的回响。

什么是轴心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五到四世纪的时候，世界文明出现了一个高潮。在西方，特别是希腊，以及中国、印度等，都出现了一股代表性的哲学思潮，或者说文化观念。”说完，余慧元老师又笑着补充：“巧合的是，在地域上竟大致都是在北纬30度。”陈开先老师则认为是这几个地区“同时对人类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出现了一种领悟性的突破。”

当我们在谈论“轴心时代”时，似乎都跳不开谈论“突破”一词。轴心时代的提出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对中国之“士”、印度之“苦行者”、希腊之“哲学家”和以色列之“先知”一视同仁，肯定他们都达到了同等的精神高度，因此在各自的文明中完成了内涵互异的“轴心突破”。

那么中西方的先哲到底完成了怎样的突破？

余慧元老师认为，“轴心时代的突破的核心在于出现了一股颠覆性的哲学思潮，或者说文化观念，对后来的文明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深刻影响了人类文化进程。”中国哲学史的许雪涛老师则概括道：“这是一个文明的飞跃，思维的飞跃。”有趣的是，谈到这里，许老师回忆起他的老师的一次经历：“某一年他在新疆的某一个山顶上看日出，脚下就是一个小城镇。太阳升起来时，忽然就把整个小城镇照亮了，不是慢慢地照亮，是一下子就亮堂起来了。那一刻他忽地心生崇敬，觉得这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许老师认为，这个归结很有意思，在宏观上体现了人类文明有一个大体上一致的进程，并且在一定时期有一个飞跃，轴心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

轴心时代的中国，正值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争频繁，礼崩乐坏、人心惶惶。人们急需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乱世中安顿自己的灵魂。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人：头冠飘逸，眉目温顺，透出儒雅。他首开私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也曾周游列国，宣扬“仁”“礼”之学，十四年的栖栖遑遑，席不暇暖，却不改弘道之心。他是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他的思想核心，主要是一个字——仁，这也是儒学流转于世不变的内核”，陈开先老师如是评价孔子。而《礼记·中庸》云：“仁者，人也。”许雪涛老师认为它“还是实现一种人个体生命的最高境界，就是‘仁人’”，陈开先老师也说：“孔子强调做人的智慧，提倡人与人的和谐相处。”由此，孔夫子对人的关怀可见一斑，木铎行道几十载，一撇一捺书写“人”，一步一脚印刻画“仁”，为乱世中挣扎、迷惘的灵魂构筑精神的家园。“如此流转几千年，儒家也一点一点塑造了中国人基本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直到今天，已经融进了我们的血液里”，许雪涛老师如是说。

儒家从人与人的关系去理解一撇一捺的人是什么，进而去领悟到人活着究竟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最恰当的。

而在西方，苏格拉底有一种判断是“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么审视的结果是：合于美德的生活才是人的生命意义之所在。更进一步，余慧元老师认为，轴心时代西方先哲做出的突破之一就是提出一种追崇美德、追崇幸福的伦理思想。“比如苏格拉底，到处劝勉人们把精力用在高尚和善良的事上，教育人们要努力成为有德行的人。‘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伦理学最重要的命题，也可以说是苏格拉底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人只有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才能趋善避恶。”一说起苏格拉底，脑中便会浮现这样的形象：常年穿着那一件破大衣，在街头，在市场和运动场，时而凝眉倾听，时而手舞足蹈和人辩论；有时为了思考一个问题，他甚至会有些怪异地站在一个地方不动，从一个清晨站到另一个清晨。他自比为一只牛虻，是精神的助产士，倾其一生，他不停地追问：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正如余慧元老师所说：“他终生论证真理，建立由感觉和理性所证实的生活逻辑。”

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公元前4到5世纪的古希腊先哲们，心系人类命运，于一颗颗小小的心脏中触碰到了浩瀚壮阔的宇宙，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他”从自己的生命中发现了可以将自我提升到超乎个体和世界的内在根源。他们奠定了哲学的基础，开创了古典时期的理性主义先声，为后来的文明提供了历史依据，也成为了西方哲学的源头。时光长河奔流闪烁，两千多年后，有一位身着燕尾服的绅士抬头仰望着宇宙，说了一句举世闻名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心中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

轴心时代的东西方文明内涵互异，自成体系，从而奠定了不同社会的精神特色，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如今我们处在21世纪，有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轴心时代，中国也是。然而陈开先老师则给出了不一样的观点：21世纪是中国人面临的第四次对轴心文明的复归。他认为，第一次是汉代的“独尊儒术”，第二次发生在魏晋，第三次是宋明理学，从此把儒释道三家打通，奠定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三次复归，与现在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即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受到了新的挑战。”面对当今形势，余慧元老师说：“两大文明只有通过对话交融，最后达成一种整合，才是新的方向。”通过对话而复归，如陈开先老师所言，“这种复归，就不仅仅是对东方文明轴心的复归，也同时是对西方轴心文明的复归。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才应该是21世纪人类文明的主流，就是说它不再属于是中国人的，也不再仅仅是属于西方人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由此，我们将要迎来的，不应是某一种文明孤独的朝圣，而是一场全人类的精神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