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法治建设尤需努力

今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这是9月24日晚，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前院长朱苏力教授在华南师大“文化素质大讲坛”上就新常态下的中国法治建设进行分析的时代背景。

朱苏力以“新常态的法治寓意”为题条分缕析，为如何适应新常态，促进中国法治建设提出了他的见解。

社会需适应客观存在的新常态

“很多中国人关心政治，但关心的是高层如何做决策这种意义上的政治。”朱苏力说。而他所关注的是这种非中央高层“创造”的新常态，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时，人们应如何适应它。

在他看来，新常态要求社会去“适应”，而非以人定胜天的心态去面对。“改革开放、和谐社会、大国崛起许多口号是强调我们通过努力而获得实现，但很多事情不是人定胜天的”，只有社会具备了或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才可以适应法治发展。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愈来愈多根据事情发生的态势与对未来的预测做决策。如考研考博以谋求更好生活，学好英语以便未来留学。“我所说的新常态并还没真正发生”，但因人们行为是基于对未来的预想，故在这一点上，他认为正面临新常态的中国社会必须去适应。

新常态将有助于完善法治

表面上，“新常态”与法治并无太大关系。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各方面发生变化时，法治就将受到影响。“若中国进入新常态，那对法治会有什么影响”，这是朱苏力希望与大家探讨的问题。

有学者预测，中国GDP增长速度会在7%到8%之间运营一段时间。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产业结构将发生变化，服务业将进一步发展，国内就业形势也将有所好转。“服务业的发展如物流快递改善了社会的就业情况。这就是国内整体经济增长不快，但不到九月，全年计划的就业指标已超额完成的原因。”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数正不断增加。

产业结构的改变带来制度上的变化，GDP不再是最重要的考核标准。“中国的社会将随经济发展做出调整，国家会更多地关注法治建设方面”，朱苏力说。

服务业发展的结果是能使整个社会的控制变好，随之而来便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法治状况”。朱苏力用一个巧妙的比喻来解释：银行的发展使每一笔钱都在记录与控制之下，人们不可能拎着一千万的现金去赌博，那样银行肯定可以追踪到。因此，朱苏力相信“未来二十年中国的贪官肯定会大大减少”，因为经济结构的完善带来了法制的完善，而社会整体控制水平也将得到提升。

在新常态下坚持改革

朱苏力提出，现阶段中国的制度是需要改革创新的。全国13亿人口，仅广东省就相当日本的人口，广东省GDP世界排名前二十名。大国的情况决定了中国在新常态下仍需坚持改革。

朱苏力同时承认，改革也意味着付出一些代价。他举出一个例子：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使一些法律制度可以在该区域内试用，某种程度上在法治上是不合理的。法治（法制？）统一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标志，那么国家统一的法律也应在自贸区适用。

对此，朱苏力给出了他的观点，“经济制度的完善会促进社会生活秩序的完善。在这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哪些制度是适合我们的。一个制度的建立不是从逻辑上论证就能成立，而是要从实践中证明这个制度是可行的。”

朱苏力进一步解释其观点。“我们不能变成一个法律教条主义的国家，不能用一个类型的法制去套所有的地方。”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一直寻求在整体上建立适合中国的法治体系。这种寻求将在新常态下通过改革得到进一步的结果。

但在改革走入深水区的同时，朱苏力深知法治建设正处于艰难的时期。因此他指出，法治完善的希望不仅在决策层身上，更寄托在每一个体身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很希望跟大家一道努力，推进并完善中国法治建设。”

面对挤满现场的师生，朱苏力不无动情地说道，“我们正在做一种从未有过的光荣事业，中国在二十年后将是人类史上最繁荣的国家。”

对话朱苏力：法治建设还需面对很多具体实际问题

华南师大报：在新常态下，应该如何看待法治与改革之间的关系？

朱苏力：许多人认为法制与改革是统一的，但实际上在法治和改革之间是有矛盾的。一个社会过快地改革，实际上是很难践行法治的。而法治是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来支持这个社会的发展。

改革从根本来说是要突破一些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的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人民公社制度还写在宪法中时，真实生活中的土地制度至少在使用权上已变成家庭所有制，只是在名义上还是集体所有制。改革是可以创造财富的。

而法制是在稳定的时候产生，它不能让你变富裕。但法治对社会富裕却是有贡献的，它能保护商业运行，保护投资环境。但新常态下，社会发展还是要通过改革来进行。

华南师大报：那么新常态下该如何看待改革引发的机会主义呢？

朱苏力：在新的制度还没建立，或建立的经济制度不健全而导致无法执行时，机会主义就会出现。现在机会主义还是有用处的，它会鼓励人们创新。今年兴起的余额宝是个例子。它是一个半银行和理财机构，在几个月内储蓄就超过一万亿了。实际上它打了一个擦边球，如果政府发现它影响了国家金融，肯定会约束它。

改革带来的机会主义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机会主义发展到极端，就会出现三聚氰胺、地沟油、煤矿坍塌这诸多社会事件。这并非国家法律的问题，也不是说人们的道德败坏了，而是人们的底线没有了。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人们还不知道应如何应对现代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完善的法治来遏制机会主义的倾向，并且在新常态下必须改变这种机会主义心态，包括政府需要加强思想引导等。

华南师大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不同地区，法治建设会有什么不同吗？

朱苏力：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法治的需求不完全一样。我们常讲法治统一，但“法治统一”其实是欧洲国家的法治概念。美国的法治概念是不同的。美国每个州的商法典就不同。这正说明了大国内部的法律不可能完全一样，不然可能就缺少了法治的灵活性。

中国要注意保持国家法治的统一性，要关注法治在不同地区的适用情况。在城市和农村，法治的需求就会不同。在今天的城市里理所当然的抗辩制在农村很难实行，因为农村缺少律师，而如果农民缺少文化，抗辩就会变成吵架。你在广东一些城市里打官司用普通话是可以的，但在汕头、河源、韶关这些地方，你用普通话打官司有时是有困难的。所以在法治建设中有很多现实的具体问题需要去面对。（朱教授在讲座中对本报记者拟定的访谈提纲予以解答，对话内容根据讲座回应整理而成，本文全文经朱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