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位老教授，站讲台已有半个世纪，是一位学生公认的师德与教学双优的老教师，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广东省教书育人优秀教师。现在他虽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仍登台授课。
我是一位女教师，站讲台至今二十多年，努力的工作也得到过肯定与好评。至今为止，仍在自己最为钟爱的一线教师的岗位上不断探索。
父亲和我，常常在一起聊关于教师的话题。近日，聊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教师节期间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父亲很是感慨，说道：“习主席讲话中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师者为师亦为范，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现在有的人，觉得老师就是一种普通的工作，完成任务就好了。我是看不惯的。要成为一个好老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下功夫是不行的。”
我问父亲：“那您认为怎样才算一名好老师？”
父亲喝了口茶，想了想，慎重地回答我：“‘不言之教’一定要重于‘言之教’。”
我追问：“‘不言之教’怎么教？”
父亲换了一个坐姿，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好像陷入某段回忆：“我读书时，有一位老师，没有跟我讲过一句大道理，没有单独给我开过一次‘小灶’，但他的‘不言之教’却让我一辈子受用不完。”
“您说的是陈修斋老师吗？”
“你还记得陈老师啊！”
“我记得陈老师和他的夫人来过广州，您陪他们去玩儿，也带上我了，不过那时我很小。”
“是，是，我记得还有照片，我去找给你看。”父亲站起来，去卧室找老照片，他的步子带着些中风后遗症状，右脚有些外拐。看得出，他有些兴奋。
陈修斋先生是我父亲大学时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史专家，学术水平很高，他精通法、英两门外语，还兼识德语、拉丁语，翻译出版过好几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读大学时，很喜欢听陈老师的课。
关于陈老师，父亲曾跟我说过一件事。一天下午，武汉天气酷热，当时是哲学科代表的父亲因为要送课堂讨论发言提纲，去了陈老师家。只见老师坐在床边桌前，满身大汗，还在认真地翻译外文书。父亲不敢打搅陈老师，放下提纲就走了。父亲说：“那一幕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我暗下决心，以后也要像陈老师那样一心一意做学问。”
父亲拿着几张照片回到了书房。他并没有马上坐下来，而是戴上老花镜，在书架前巡视一番，抽出来两本书。他把书递给我，是陈老师的译著。
“你知道这书是怎么写成的吗？”父亲坐了下来。
我翻开书，没有说话。
父亲的手在书桌上一边敲，一边说：“‘文革’期间，陈老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关在‘牛棚’改造。他偷偷带上外文原著，晚上在小煤油灯下翻译，译稿就写在旧报纸的边上，听到有人来的脚步声就赶紧把书和译稿藏在草堆里。改革开放后，老师的这本译著出版了。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书是旧报纸上写的译稿整理出来的。你现在捧着这本书，你能想得到陈老师写书的艰难吗？每次想到那样的情景，我真是感慨万千。老师在‘牛棚’里冒挨斗的风险都坚持做学问，现在条件那么好，我身体也还可以，如果偷懒，真是对不起在天之灵的老师。”
父亲有些激动，我把茶杯给他推过去，笑问他：“也就是说，您就是陈老师用‘不言之教’‘教’出来的咯。”
“当然。”父亲一边回答，一边乐呵呵地翻看起陈老师的照片，看完一张，递给我一张。
我一边看照片一边说：“其实，‘不言之教’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言传身教’中的‘身教’吧！”
父亲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也没动作，我很奇怪，抬头看他，他才问道：“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在学问上，父亲一直是个很严谨的人。我突然有些心虚，脸也有些发烧：“言传身教是比较广泛的说法，其实我上课时，也是强调身教重于言传的，我讲的是‘身教言传’。”
父亲点头说：“‘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用模范的行为来引导，别人会很自然地受感染。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听的人哪里会接受，搞不好还会产生是非争执。老师是学生的榜样，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学习生活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不能随意。你是教师范生的老师，你的学生将来是要做老师的，你还是要多跟学生讨论‘不言之教’的重要性啊！”
“我明白的。您不也经常在用‘不言之教’‘教’我吗？”
父亲颇为满意地绽开了笑脸，继续翻看老师的照片，看完一张，递给我一张。
父亲对待做学问和教学，确实是极为投入的。我儿时的记忆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深夜父亲一边奋笔疾书，一边用简易开水壶煮鸡蛋的情形。有时我半夜醒来，睡眼惺忪地走到父亲身边，他捞出一个煮鸡蛋放到凉水里浸一浸，剥给我吃，把我送回床上躺下，又回到书桌前继续工作。“爸爸你怎么还不睡？”“明天我要上课。”这是父女间很经典的对话。
父亲的学生中有很多后来也成为了老师。记得一次我陪同父亲参加和学生的聚会，父亲的一位学生，也是一位优秀教师，说道：“我这一辈子最佩服张老师。他上课从来不带讲稿。上课时内容丰富，逻辑清晰，激情投入，深入浅出，各种材料引文脱口而出，令人佩服不已。”
在回来的路上，我问父亲：“我常常见你写讲稿备课熬到深夜，其实讲稿你已经写出来了，为什么不带着去上课呢？”
父亲哈哈笑道：“我写讲稿就是为了不带讲稿啊！说到这个，我给你讲一个人。我读大学的时候，哲学系有位老师叫李昌登。李老师不是著名的专家教授，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论著传世，形象外貌也不出众，但我对他一直难以忘怀。原因就是他给我们上课的样子，直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
李老师上课，也带书和讲稿，但只是往讲台上一放，从不翻看。他一进教室，看大家一眼，说一声今天讲什么问题，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下标题，然后侧身面向教室门，两眼一闭，以平缓的语调和速度开讲。讲的过程中，没有插什么笑料，更没有哗众取宠的东西，随着语调的变化，他的身子有时会前后或左右摇晃，但那是很自然的，一点也不做作。讲完一个问题，他身体转向黑板，写下下一个标题。写完，又侧身闭上眼睛，继续讲。
我们这些学生有时开玩笑说，李老师上课，如果大家不做声，一个一个溜走，全教室的学生都走光了，李老师大概也不会发现的，大概还会闭着眼睛在那里讲课。但奇怪的是，李老师的课我们都听得非常入神，没有人会溜掉。因为我们发现，李老师讲课时，他全部身心都融进脑子里的理论逻辑中，已经进入‘无我’的境界。听课的学生，被他的理论逻辑紧紧抓住，一刻不停地听讲，不时做记录，一节课的时间是怎么过的都毫不觉察。直到老师宣布‘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时，才好像突然醒过来一样。课能讲到这样出神入化，没有异常深厚的功底、没有认真的态度是根本不可能的。1965年，我大学毕业成为一名老师。从那时起，我就要求自己上课前一定要写讲稿，但上课一定不带讲稿。”
那次聚会以及后来和父亲的对话，对我影响极大。从此，我对自己的备课也提高了要求。2012年6月，我随一支公益队伍到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黑老夭乡的一所小学给老师们上培训课。课前才知道，由于电压问题，我们自带的电脑、多媒体设备等都没有办法使用，而我所有的材料，都是电子版的。我对主办方说：“没有问题的，放心吧！”整理了一下思路，我走上讲台。两个小时的课，非常顺利地上下来，得到了老师们和主办方的好评。当时，我想到了我的父亲，以及那位从未谋面但印象清晰的李昌登老师。
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老师的基本素质，其中知识是根本基础。”这样的基本素质和根本基础，在课堂上能否体现，全在于老师平时的准备。现在，我每次课前备课，一定要备到像父亲那样，即使没有任何材料支撑，也能把课上好的程度，才敢走上讲台。并且，作为师范大学的老师，我在课堂上，也这样要求我的学生——未来的老师。
（作者为我校文学院教师）
作者/通讯员:张舸 | 来源:903期华南师大报四版 | 编辑:徐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