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毛泽东口述史料的搜集、校勘、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会举行

2021-01-30 13:05:13

近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毛泽东口述史料的搜集、校勘、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会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华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课题首席专家蒋建农从课题研究的总体设想和基本内容、工作进展、重点难点问题、下一步工作计划等方面进行了汇报,各子课题负责人分别就各自承担的任务作了汇报。课题组及开题专家组认为,毛泽东口述史料和相关档案文献一样,也是关于毛泽东生平著作思想研究的最基础性史料。开展关于毛泽东口述史料的搜集和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大有可为。

其一,该课题的政治意义与学术价值都十分突出。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因此,宣传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就是宣传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天覆地的革命历史,就是传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精神。对关于毛泽东的口述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十分切合当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迫切需要。这不仅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弘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历史、发扬革命传统、传播正能量,以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回击敌对势力的污蔑等方面,将发挥重要的效用,而且对于研究党史、军史和新中国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二,深入挖掘力求全面。自1936年有关于毛泽东的回忆性文献问世以来,相关的图书和文献汗牛充栋,文字量当数以亿计,而且传播面广,散见于海内外八十多年来的各种出版物之中,搜集整理是一个浩繁的工程,也是对以往所有相关口述文献的挖掘和保存。例如,1936年7月13日到10月初,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是最早也是最权威的毛泽东口述史料。这些访谈首先在《大美晚报》《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美亚》和《救国时报》等十几种中外报刊分篇发表;1937年3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为书名结集秘密发行,同年4月上海丁丑编译社出版翻印本。而斯诺正式完成《红星照耀中国》的撰稿是1937年7月,《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则是在当年的10月才首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直到1938年2月,复社的中译本《西行漫记》才问世。最早发表的这些文章和书稿,与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西行漫记》以及1979年吴黎平整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相比,无论是内容之详略,还是文字的表述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搜集、翻译这些原始版本,对于完善和保存毛泽东的这次重要谈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同时也有相当的难度。

其三,切实解决史实考订和政治把关的难题。关于各种类别的毛泽东口述资料,生成背景复杂,来源不一,性质各异,极其繁芜,其可信程度和史料价值大小都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亲历者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发表的对同一史实的回忆,也存在自相矛盾或详略不一的情况。回忆性材料既受到年代久远和记忆力问题的客观制约,又受到个人立场的影响;特别是关于毛泽东这样一位在历史上发挥过举足轻重作用并对今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依然具有重要影响的伟人的回忆,无论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无限钦佩与敬仰,还是在“文革”等特定条件下个人崇拜风气盛行的影响,在这些口述史料中溢美毛泽东的功绩和掩饰其失误的情况,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进入新时期后,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之下,也有一些文史工作者在帮助老同志整理回忆录的过程中,过多地加入自己的创作和对一般历史背景冗长的描述,致使一些作品的水分太多,良莠不齐,甚至使一些回忆录的内容真伪难辨;尤其是那些与毛泽东有过严重分歧与斗争或因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活动等原因而受到追究的人物,他们事后的“回忆”,以及一些境外反华与反共团体机构别有用心地组织编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等在海外出版发表的回忆录和文章,歪曲事实、粉饰自己,向毛泽东和中共泼去大量污水。对于上述失实或不准确之处,亟待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并分不同情况予以校勘、辨伪,或是进行揭露和驳斥。在整个校勘整理过程的最突出难点,是对史实真伪与准确度的辨别和对文稿政治倾向的把握及其公开出版内容的取舍。

其四,科学编目,做好预留。对于重复篇目的处理和分类排序编目问题,如果为方便读者阅读就应该以毛泽东生平为序,把整本的回忆录和长篇回忆与毛泽东一生交往的文章拆散,依其内容分别编入毛泽东生平的各个时段,形成一套完整的“口述毛泽东传”。但是从文献学要求历史文献必须保持原貌的角度,只能是按照作品发表的时间排序。如何处理好供研究者使用的《毛泽东研究口述史料汇编(文库)》与公开出版的《毛泽东研究口述史料选编》及其读本《我眼中的毛泽东》的关系问题,是编目分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如何在前期能够科学地编目分类,为将来的数据库建设做好预留,避免将来启动数据库时的“冲突”,在条件成熟时顺利地将相关的电子文献与研究成果整合成“毛泽东研究口述史料电子文献库”的主体内容,也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其五,找准突破口,搜集珍惜史料。搜集海外相关资料和涉密材料是该课题的难点问题之一。一是按照目前境外的新冠疫情形势,去海外搜集资料的工作估计至少两年之内都没有可能,只能是继续借助于互联网。二是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口述史料的搜集,当年去俄国学习或工作的中共革命家,共产国际都要求他们写一份“自传”和关于其经历的中国革命情况的汇报。这些革命家有许多人和毛泽东有密切的接触,如任弼时、王稼祥、滕代远、高自力、刘亚楼、毛泽民等。这些材料中就有很多关于毛泽东的内容。但是根据俄方规定,只能是这些人的直系亲属才能去查阅这部分档案,原中央党史研究室曾经组织一些红二代赴俄罗斯查阅复制。如何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尚需有针对性地加强与红二代及相关机构的沟通。三是要解决购买或复制港台地区出版的相关书籍的纪律限制问题(如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王力、戚本禹等在海外出版的回忆录)。此外,中联部和外交部曾经分别从党派和国家的角度,各编辑了一套“毛泽东会见外宾谈话”,保存有大量毛泽东本人的回忆材料,但是如何能够获得批准查阅和使用,还是一个难题。

开题会期间,与会专家和学者还围绕“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主题,对毛泽东生平著作思想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方向进行了专题讨论。

报道链接:http://news.cssn.cn/zx/xshshj/xsnew/202101/t20210129_5308674.shtml

作者/通讯员: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编辑:杨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