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声,三十二载倾情保护海南珍稀动物

“海南每一寸土地有什么,我们都知道”

2014-11-10 12:27:41
头条江海声生态保护

32年前,一位年轻人从广州码头坐船,只身一人前往海南岛。破旧的船内,疲惫的旅人睡着大通铺,污浊的空气,海上颠簸,年轻人吐得非常厉害。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年轻人终于到达目的地。

32年后,他说:“到现在我们团队对海南岛已经完全实现网络信息化,夸张一点说,海南的每一寸土地有什么,我们都知道了。”身穿蓝色衬衫、灰色中裤,黑黑瘦瘦的他,在淡淡的烟圈中讲述着32年来在海南走过的路。他的左脸上有一道疤痕,是1998年在海南调查时发生意外留下的印记。

他就是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江海声,国内研究海南生态时间最久的专家。

观察猕猴,“造就”观光景点

“老师,去海南需要做好哪些准备?”1982年,对海南一无所知的江海声敲开老师刘振河的家门,担心地问。那时,他从中山大学毕业,刚被分配到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就接到去海南南湾猴岛观察猕猴的任务。

江海声本科是动物学专业,主要学习鱼类营养生理知识,从河海到山川,从鱼类到灵长类,他不免有些不知所措。“我大学四年完全没有出过校门,连基本的野外工作知识都没有,一个人去当时连照片都没看过的海南,真是既兴奋又懵懂。”老师叮嘱他说:“一定要带好火柴、绳子和刀,遇上蛇时能派上用场。”

在海上颠簸24小时后,江海声来到海南。“每天的工作就是观察猕猴。”江海声说。“观察猕猴”四个字倒是简单,但如何观察、如何记录却让江海声犯了愁。20世纪80年代,这种“一根扁担、一条狗、两条腿”像打猎一样的原始调查方法,让江海声非常困惑。“当时没有几个人懂得生态学的概念,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观察,要回答什么科学问题。我只能去到野外看到什么就记什么,很不科学客观。说实在,我对工作不太安心。”

虽然不安心,但江海声并没有怠慢工作,每天外出观察,完成工作后就赶紧看考研资料,“我还想报考动物心脏学的研究生。”但第二年还是考研失败,在准备第三次考研时,刘振河找他聊天,说:“整个野生动物面临的破坏压力越来越大,但专业人才非常缺乏,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从事这个工作。”听着老师朴实的话语,江海声开始想留下来做好这份工作。

他在海南留了下来,最后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在了解海南后内心的受到深深的触动。“去海南前,我以为那里会是茫茫的原始深林,但没有想到,森林都被砍伐了。当时就有一种负罪感,祖辈们一定或多或少地从海南的开发中获得利益,我们却没有回馈。”

此后,江海声发表猕猴研究文章近30篇,成长为生态学研究领域的专家。“30年来,他的研究团队始终为抢救海南生态努力,曾呼吁关注濒危物种长臂猿、羊山地区湿地保护、南湾猕猴保护等。”海南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副局长苏文拔说。

江海声最得意的事情,是将猴岛保护区从一个荒岛变成海南岛十大景点之一。“为了观察猴子,我们用大米把猴子从山上引下来,也吸引了观赏的人群。随着观猴人数的不断增多,我觉得可以将其形成景点。”

然而,附近居民却要靠上山砍柴、打猴子谋生,江海声说:“我们一搞保护区时就要把老百姓赶走,这样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祖祖辈辈就在这里,应该通过发动经济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达到保护生态的目的。”

在江海声和管理人员提议下,猴岛保护区从1984年开始收取5分钱门票。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多,附近居民不再上山砍柴、打猴子,改为以卖纪念品、卖水果为生。到1990年,该保护区一年的纯收入就达到100万元,成为上世纪90年代全国唯一一个靠生态旅游创收建成办公室、提高职工福利的保护区,猴岛也成为海南十大景点之一。

两代科学家齐齐保护长臂猿

“我能在海南坚守30年,离不开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师大生科院孙儒泳教授的鼓励和指导。”江海声说。

1985年初,江海声向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孙儒泳教授寄了研究报告,没多久就收到孙儒泳的回信:“最好你们能到北京来,我当面指导。”信中还附上对报告的修改建议。

江海声马上赶到北京,见到年近六旬的孙儒泳。见面时,孙儒泳递给江海声一本英文书籍,说:“这本书对你的研究报告会有很大帮助。”江海声匆忙复印好,连夜阅读这本全英书籍的关键章节。第二天,江海声便把修改好的报告递给孙儒泳。“那本书是我对着随身带的英语字典查看才弄懂的,那些数据是用计算器来计算的,修改了一个晚上。”江海声笑道。

在一周里,江海声基本都是和孙儒泳一起讨论研究报告的问题。“那是我入行后,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怎么去开展科学研究。”

几经修改,江海声的研究报告被评审组认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我们在评审会上给以你高的评价,是给你的鼓励,但不代表报告是完美的。”会后,孙儒泳对江海声说。

“那时强烈感受到一种责任。在青黄不接的年代,老先生特别希望年轻一代赶紧跟上来。”江海声说。带着这份责任,江海声继续海南生态环境保护之路。孙儒泳也多次来到海南考察生态环境,为研究指导江海声研究猕猴,特地从北京带来计算器,一起现场核算数据,并给出建议,孙院士严谨、认真的治学也深深影响了江海声。

1996年底,江海声担任海南省第一届陆生野生动物调查队的专家组组长,组建起海南陆生野生动物调查队。

正是这一年,江海声研究发现濒危动物长臂猿有灭绝的可能,决定带头呼吁对长臂猿加强保护,这是他第一次为海南生态呼喊。此后,在中国上演了一段动人的爱猿、护猿的故事。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儒泳第一个签名支持,呼吁最终得到全国150名教授的签名支持,推动了长臂猿保护工作的完善。从那时起,长臂猿更广泛地走进了公众视野,并成为动物生态保护学界研讨的热点。

在江海声等生态学者与政府的多方努力下,海南完善了生态保护法规体系,广泛开展珍稀濒危物种野外救护与繁育工作。以海南长臂猿为例,数量已从最少时的7只发展到现在的20余只。

现在,江海声的实验室在全国是唯一掌握了海南岛每一寸土地的动物、植物、湿地、经济、土壤、地质等几十层信息的实验室。这让研究海南岛生态系统里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具备了系统信息数据。目前,这些数据正进入最后的整理阶段。

2004年,在孙儒泳的引荐下,江海声来到生命科学学院工作,每年带领一批研究生继续前往海南开展调查研究。目前,团队正在做海南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规划、湿地保护规划。

深山老林,吸血的山蚂蝗爬满脚

组建起海南陆生野生动物调查队后,江海声和他的团队承担起海南生态保护调查的多项重要工作,其中就包括调查详实地记录海南物种的分布情况,为接下来的保护工作储备第一手的本地研究材料。

然而,调查的过程却非常艰辛。队员需要翻越海南各大山头,晴天,他们在野外跋山涉水,观察记录野生动物种类,走访农民、猎户、驻军;雨天,他们在“家”整理记录、标本;晚上,有时还需赶夜路……在1998年的秋天,调查队在儋州开往白沙的山路上发生意外翻车事故,多名队员受伤,江海声受伤最严重,头部缝了30多针,鼻子上至今留有明显疤痕。

“安全最重要,这是对学生生命的一种尊重。”江海声说。每次外出调查,江海声总会带着学生,并不顾山高路险,走在队伍前头。

他从来不会避免让学生吃苦。“刚去的学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深山老林里,迷彩服、帐篷、背囊,这是一幅生动的野外考察画面。一支笔一个本子,一边走一边写,这就是我过去一年做陆生野生动物调查时的生活常态。”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章凌霄说,他是调查队的成员之一。“一次去儋州做人工林调查,顶着烈日走十几公里,只带了一斤多水,没到站水已经喝完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溪流也没有,只能硬撑着走到目的地,完成调查。”

在海南调查了一年多的研究生信誉,曾试过半夜在漆黑的山林里,等到次日凌晨三四点去调查山鹧鸪。“习惯了就好。刚去到海南就遇到爬满脚的吸血山蚂蝗,走在保护区里有的时候觉得身上凉凉的,那就是有山蚂蝗爬到身上了。”信誉平静地说。

这一切江海声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头。“干这一行肯定要吃苦的,但他们没有一个抱怨和放弃离开。华师学生很能吃苦,很让我感动。”

经历着磨练的学生们也许没有想到,这位爱聊天、在海南翻山越岭30年多的教授,其实从小就很孤僻并患有小儿麻痹症,靠着粗细不一样的双腿走过海南每个角落。“是野外工作改变了我的性格,面对大自然让我感受人生的美好,如果没有这些工作,或许我会走向自闭症。”江海声说。 

作者/通讯员:凌江婵 洪光平 | 来源:新闻中心 | 编辑:郑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