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琦:以学术为生命

2017-09-11 15:34:08
人物深度

编者按:

2017年1月,陈长琦教授接受澎湃新闻的专访,提出‘九品中正制是人才评价机制而非官员选拔制度’的观点,引起广泛关注。此前,2016年10月,陈长琦教授新作《官品的起源》(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九品官人法的运行机制研究为突破口,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本报记者对陈长琦教授进行了专访,畅谈个人经历及学术研究。

 “我的老师,他们大都是视学术为生命的。如我的老师朱绍侯先生,生于1926年,今年已经91岁了。现在他每天还在不停地读书、写文章,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去年他九十大寿的时候,还看到他新近写了一篇七万字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史学月刊》上。一个九十岁的人还能写七万字的长文!老师他是视学术为生命的。我们做学生的都被老师的精神所感动并受到鞭策。”

走进陈长琦教授的办公室,除了两张办公桌,几把木头椅子,剩下的便是书了。窗户右边共有四个大书架,里面放满了各类史书。“我家里还有二十个这样的书架。” 他说。

陈长琦已经在华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工作近28年,他是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政协八届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社联六届主席团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个人著书六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陈长琦谈治学

 

做学问到一种“入定”的状态

“入定”一词是佛教用语,一般指人静坐修行,进入安静不动状态。对于陈长琦而言,“入定”是读书、做学问的一种精神状态。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陈长琦正好小学毕业。那时中学停止招生,两年后才恢复办学,初中学制也从三年制改为两年制。“当时,语文课改做《毛泽东思想》课;化学物理课程改为《工业基础知识》课;生物课改为《农业基础知识》课,没有历史课。文化知识主要靠自学。”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陈长琦没有跟随“潮流”,而是在哲学的世界中获得平静的心境。当时可以公开阅读的书很少,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类的书却可以轻易读到。“和我同时代的人天天都在闹革命,在人们都不看书的时候我却读书而入了迷。在读哲学的过程中,我可以脱离世俗的干扰,得到心灵的平静。”

1978年,陈长琦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大学本科毕业后选择继续深造,一直读到博士研究生毕业 。他说,他在看书时容易“入定”,在读博士的一段时间里曾达到一种催眠的状态,就是脑海里只有史料,几乎是整日整夜的思考,反复地咀嚼史料,外界的其它感知似乎都断开了,以至于茶饭不思。“曾经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陷入了一种物我两忘的状态。比如说我到饭堂去打饭,打回来就放在那里,没有任何食欲,晚上没有睡意,史料反反复复地在脑子里重现,夜以达旦 。”不仅如此,陈长琦平时读书也很容易沉浸其中。如果没有干扰,往往一坐好几个小时地过去,好像外界都与他无关了。

 

“年华不虚度,何须到白头”

“我的历史考了95分(满分100分),是我考的最好的一科。”1978年的夏天,24岁的陈长琦参加高考。他当时只有初中毕业的学历,高中的知识完全是自学。“当时还有点儿自卑,心想高中毕业的人都成千上万,初中毕业还想去考大学,别人会说你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我当时顾不了面子,因为真的非常想考上大学。”

陈长琦的大学时代可以用“紧迫、紧张”来形容。他说:“当时的学习状态用‘拼命 ’读书来形容也不为过,心中激荡着的是‘年华不虚度,何须到白头’的豪言。”

早上五点半起床,睡眼惺忪便从双人床的上铺跳下来,到操场跑步半小时,晨读一小时,然后去饭堂吃早饭,接着又去读书、上课 ,直到晚上十二点才回宿舍休息。他说:“我给自己规定,每天休息五个半小时。”当时,有许多学生因为难以承受高强度的学习而一个个病倒,退却下去,耽误了正常的学习进程。

“我居然坚持下来了!”陈长琦说,“这主要是得益于我早年的体育锻炼,身体素质还比较好。”那时,“我觉得有很多书需要读,我上大学时二十四岁,当时班里最小的15岁,最大的35岁,感到时不我待。”陈长琦回忆,“当时教我们近代史的胡思庸先生(著名史学家)跟我讲过一句话:‘你们这一届学生,是我见过的、有史以来最用功的学生!’大家都在拼命学,比着学,就是想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每天早上天亮前与夜晚10点课室熄灯后,学校的路灯下都是读书的同学。”

 

陈长琦考察长城遗址

质疑是学术研究的起点

陈长琦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文,“当时我将论文寄到《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编辑对论文非常重视,以为我是一个老先生,每次给我来信,都称我为先生,其实我只是一个本科生。”

论文写作的缘起,是当时他看到潘光旦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所发表的论文——《关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潘先生在论文中提出了犹太人何时到中国来的推论,陈长琦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1980年的暑假,他对中国犹太人的后裔进行了采访,通读了关于此问题的史料,并结合《圣经·利未记》进行考证,写成了论文——《中国犹太人汉化问题探索》。 论文部分内容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部分被译为英文在美国发表。论文所提出的:中国犹太人是在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由利未人率领进入并移居宋代开封的结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重要反响。美国学者认为,“这一研究,或许解决了犹太人移居中国的准确时间问题”。沙博理(Sidney Shapiro)说:“历史学家陈长琦从事了一项中外学者均未完成的建树——确定了犹太人到达开封的具体时间和当时皇帝的名字。” (《中国古代犹太人:中国学者的研究》英文版,纽约,1984)

“这是我大学时发的第一篇论文。常听同学们说科研很难,其实只要你有心,大胆的去质疑,探索,都是可能有收获的。”陈长琦回忆,当时朱绍侯先生是历史系主任,在一次科学讨论会的筹备会上,看完同学们的论文后说,同学们的论文大都是质疑、批评前人观点的,如果把你们的文章都打印出来,等于是开批判会了。“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精神,是可嘉的。因为质疑是学术研究的起点。有了疑、发问,才会激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热情。不要迷信权威,不要人云亦云,应该从前人的著作、论文中发现不足、错误,我们去进一步弥补,进一步深化,这样我们就能踏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1955年唐长孺先生的论文——《九品中正制度试释》中说此问题“已题无剩义”,即基本上没有再研究的价值。但是,陈长琦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搞清楚,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他在《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一文中着重纠正了一些学者对“九品中正制”概念的错误理解。陈长琦认为魏晋时期的官员选拔制度是“九品官人法”,而我们所熟知的“九品中正制”只是其中的人才评价机制。“所以我不赞同说某个问题已经研究透彻,没有研究价值,关键在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在于所采用的工具与方法,,其实还有很多历史问题可以做。”

陈长琦判断石刻碑文字体

“不能以有用无用来谈史学”

“学历史有什么用?”很多人都想问,陈长琦说:“历史学属人文学科,是基础性的、综合性的学科。另外,从广义上讲,任何学科,都有其史的部分。比如文学,有文学史;经济学,有经济史;教育学,有教育史;物理化学,也有物理学史,化学史。任何学科的研究与发展,都是站立在本学科的历史基础之上的,都不可能不去吸收前人的、历史的成果,自己全部再做一遍。这不现实,不可能,也不需要。所以,从广义上讲,历史学,对任何学科来说,可能都是需要的。”

现今社会,经常有人质疑史学的价值,谈论历史的有用无用问题,“我觉得不能以有用无用来谈史学,它不像应用经济学那样,比如我学了炒股,明天就可以买卖股票了;学了数学知识,马上就可以解数学题。但是历史不能从这样角度来理解,从本质上讲,历史学是记录、积淀、传承人类知识、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它对人的素养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任何学科不能替代的。有没有历史的底蕴,看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与思路,都会有所不同。”

 

(本文发表于934—935期《华南师大报
作者/通讯员:区茹茵 叶丽敏 徐婷 | 来源:新闻中心 | 编辑:杨柳青